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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accord 2009年国际环境论坛追记（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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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记录2009年国际环境论坛追记（之四）
意大利，维特堡（Viterbo），2009年11月28日，星期六，第四天
田松
2009年11月28日，星期六，第四天
前一天的晚餐又拖到深夜，早晨不能按时开始，已经是可以预期的了。夜里下雨，很大的雨。早晨可以清楚地听到雷声、雨声。遐想众多。
这一天的上午又是一些教授的主题报告，不过出现了一个亮点，极其亮的一个点，加拿大的威廉 李教授。
10：20，第八个大会报告，报告人Riccardo Valentini，是Tuscia大学（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Tuscia, Italy）的教授，题目是，气候变化在农业方面的证据（ Evidences of Climate change in the agriculture sector ）。前一个说铁路方面，这个说农业方面，比较对称。同样是说意大利语，意大利语的PPT，大量的图表，数据，已经严重的视觉、听觉以及知觉疲劳了。他说到了中国的食谱变化，说到了中国人开始大量吃肉，接受了西方人的食谱。他说，显然，饮食结构依赖于GDP。他对这种变化提出了质疑。他说：我们应该想想，我们是否真的需要，这样的饮食结构是否真的就好。
汪永晨在提问中，针对这一点说，我们也劝告农民，不要吃冬天的西红柿。不过农民会说，你们城里人过上了好生活，反过来不想让我们过。她问教授，对此有什么看法。
这位 Valentini 教授作出了谨慎的评论，说：中国在未来世界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家需要沟通，要跳探戈，起码得两个人。中国要求发展，走与西方同样的道路，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有这个权利。不过科学家应该承担伦理责任。
11：20左右，咖啡歇。11：40，论坛重新开始，先插入一段佳话。一位先生给大家放了一个短片，介绍三十年前，一座意大利飞机在喜玛拉雅的失事。昨天达瓦也说了，由于冰川消退，垃圾重新出现，包括意大利飞机，我忽然意识到，就是这一架飞机。果然，演讲者说，他的父亲是驾驶员。失事飞机就是阿帕和达瓦在今年发现并清理的。这时我发现，阿帕和达瓦已经站在前面，就在演讲者傍边。
11：49，在我看来，本次论坛最精彩的演讲者出场了，威廉 瑞思（William Rees）,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Professor of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生态足迹”（ ecological footprint ）这一概念的提出者。他的题目是：人类的碳足迹，认知、抵触和否认（Humanity’s Carbon Footprint: Cognition, Conflict and Denial）
（我喜欢的瑞思教授）
和Greenaccord以往的报告相比，他的报告的观念是革命性的。往年的演讲者多少都有科学主义的色彩，强调进步、发展，在工业文明的框架之内进行协调，改造。包括前几天对消费主义提出质疑的Erik，在与私下里谈话的时候，也表达了循环经济的信赖，对“从摇篮到摇篮”的憧憬。而这一位，则和我的反工业文明立场，完全一致。
他介绍了生态足迹的概念：
一个特定人口的“生态足迹”：是为了生产其所消费的资源，吸收其所产生的垃圾，所必须的土地和水源生态系统的面积，无论这些相关的土地和水源在地球的什么地方。
并进一步指出，这个概念所产生的革命性后果。他的很多结论与我的垃圾理论极其吻合。比如：地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富国的GDP增长是个幻觉，地球上的人们在生态消费极其不平等，而穷人承担了更多的生态后果。如果基本的科学是正确的，那么，持续的物质增长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就在记录他的讲话时，我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巧合，用拼音输入，“GDP”直接对应的汉字是“刮地皮”。
不过，他的报告的重头戏还在后面，他指出，人们不愿意正视生态足迹这个现实，而更愿意倾听谎言。他引用D.Jensen的话：“为了维持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相互说谎。”他还引用了普朗克定律：“一个理论战胜另一个理论，不是理论的胜利，而是自然法则的胜利”（这个表述不是普朗克的原本，是我建构的。）
瑞思教授的发言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近乎直白地表达了愤怒，转换到中国的语境，类似于：你们美国人自己发展够了，却跑到这儿来劝大家不要发展！ （程序册上写他是美国人）他在正式回答之前，作了一个小幽默，说：“我不是美国人，我是加拿大人。”
也有人在提问中说到了佛教的问题，说到了不丹等佛教国家采用了国民幸福指数，问他如何评价。他对全民幸福指数表示赞赏。
我说：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的问题是，你的观点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你的同事们怎么看，还有那些优秀的学者与你有共同的观点。
他在回答中说，我当然是决定的少数，非常的少数。至于其它学者，他对赫尔曼 戴利，生态经济学的先驱，表达了敬意。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专门去找他说话，我说，我很意外，很吃惊，Greenaccord怎么会请你来做报告，因为你是个另类啊。他说，是啊，其实很多人恨我。我说，我在中国也是另类，很多学者认为我很荒谬。
我们交流起另类们，说我在读尼尔 波兹曼，他也大加赞赏。
我问他是否访问过中国，他说，去过很多次，经常。我顺便表达了请他来师大讲学的愿望。
下午的论坛在15点多一点正式开始，整个下午都是见证者。只是由于上午的拖延，上午最后一个演讲者挪到了下午。
下午的主持人是一位记者：Antonio Cianciullo。上午挪到下午的演讲者是个意大利人，应该是Maurizio Sciortino(L’agone Nuovo-Enea, Italy)和Domenico Guadioso (ISPRA,Italy)中的一个，我忙于整理前一天的追记，没有过分关注。他的题目是：气候变化对地中海盆地的冲击和改变（Impacts and adaptations to climate changes in the Mediterranean basin）
15：40，下午的第一位见证者登台，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严肃的男士Tony Fontes, 讲了珊瑚的白化，及其导致的经济损失，包括旅游业。 他说：大家都同意，珊瑚礁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16：13，第二位David Tobar Franco来自瓜地马拉，介绍了一些极端的天气事件。 他展示了一些对比的图片，一条大河，左边图上汹涌的河水，右边图片已经干涸，硕大的鱼死在河岸上。
他说，以前人们认为，生态学家总是制造麻烦。但是现在事情已经有所变化，记者现在应该与生态学家合作，一同推动政治家。
他说，单凭我们自己做不成什么，我们需要帮助，我们不是疯子，我们不是大麻烦。我们要与气候变化作战。
在回答提问是，他强调了瓜地马拉的文化多样性，语言多样性，他说：在瓜地马拉，在中美洲，气候变化不是唯一的因素。我们并没有特别失望，抱怨一切。
15分钟茶歇之后，最后一位见证者登台，来自蒙古Khar Us 湖的牧民Marush Narankhuu。这是一位蒙古老大妈，穿者蒙古盛装，站在台上。这几天她受苦了，因为她不会说英语。她的讲话也是抑扬顿挫，声音洪亮。面对群记，毫不怯场。老人家67岁，住在Tsagaan gol（ 白河，white river）, 她讲了她的家乡由于全球升温导致的生活变化。
被我的SD卡病毒害得计算机不能工作得巴西记者哈罗尔德问到了一个政治问题，说，蒙古在被俄罗斯统治前后，环境有什么大的变化。犹里马上抗议，说那不是俄罗斯，是苏联，完全不同。哈罗尔德马上说，好，我更正，是苏联，不是俄罗斯。
WWF组织者连忙上台，说：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政治问题她无法回答，请关注她的家庭，生活。
犹里在下面说，但是这不是政治问题，是环境问题。
美国作家迪克问：她很美，但不年轻，她怎么能够来到这儿，给我们讲她的故事。这个问题当然还是WWF替她回答，她说WWF在全世界组织这个活动，我们寻找合适的见证者，征求她的意见，是否愿意出来给全世界的人讲她得故事，就是这样。
汪永晨：在中国内蒙古也有很多蒙古人，有些科学家说，草原退化是因为放养，所以要求牧民定居。你们那儿是怎么样的，能否保证自己原来的生活？
她回答：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从小就生活在草原，我不想改变我的生活。
老人家在讲话中还对政府的水电表示了批评。也对政府的工作表示疑惑。政府建水电，导致他们缺水，政府又怎么能帮助他们呢？
WWF的组织做了一个总结：倾听弱者的声音，这很重要。全球气候变化发生在全世界，不是某个地区，不是某个国家，我们所有的见证者都说明了这个。谢谢Greenaccord.
在结束之前，又有两个小插曲。一个从事环境教育的老师，带着学生介绍了一个关于环境得社会调查得结果。都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普通人的行为和观点。
18：15，斯里兰卡记者展示一个录像。对亚洲最小国家的总统的采访。
这一天中午，米丽娜和阿丽西亚来了。他们是Greenaccord2007年以前的秘书，以前的论坛一直是她们两个在操持，和这里的大多数参会者都非常熟悉。她们在去年离开了，老友相见，倍感亲切。晚上，又在一起吃饭，唱歌。
米丽娜正在翻译安德列的书，安德列是绿色记录的科学委员会主席，演讲人都是他请的。想不到他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我对米丽娜说，他很Shy。Milena说，他不。我说，你看他笑的样子。米丽娜说，我很shy，我说，你不，你根本就不知道到什么是shy。她很严肃地说，I am shy. 我说，not to me. 米丽娜介绍我和安德列认识，安德列从餐桌的另一端挤过来，非常体贴地挤过我，是想让我继续和米丽娜挨着。
我问：安德列，我非常吃惊，你们怎么会请威廉 李。他完全是个另类，跟主流不合。
安德列说：我们要一点一点来，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请他这样的学者，人们会认为我们要搞政治运动。但是现在时机成熟了。
我说：我非常喜欢他。我们的观点非常一直，我认为，人类的问题根本不是怎么去发展，而是怎么停下来。如果不停下来，人类文明就会灭亡。
安德列说：现在我们需要有人说有限。前几年还不行。以后我们还会请更多方面的学者，不光是科学家，还有历史的、哲学的。
晚上，安德列和大家一起到了玻利维亚Adwin的房间，唱歌，跳舞，喝酒。安德列弹吉他，很帅的样子。
已经将近夜里两点了，我乘着酒意，跑到了酒店后身的教堂，拍下了它的夜景。
2009年11月29日追记。11：26。茶歇时间。
（在爱米丽的石膏是签字留念，故事第二天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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