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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茶人：张天福 (连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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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张天福百年华诞（1910- ）
人物传记
世纪茶人：张天福
(连载14）
秦 威/著
福建省科学技术出版社
16、复兴茶叶
1941年三月，中国茶叶研究所在四川省衢州市成立，为了在抗战胜利后扩大茶叶的生产，中国茶叶研究所向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与中国茶叶公司提出一套茶树更新方案，要求主管部门拨出专款在主要茶区进行茶树更新的工作，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也正为抗战时期大批农业科技人员留滞在陪都重庆无所事事而大伤脑筋，决定成立茶叶、桐油与蚕丝三个研究所来安置这些人员并发挥其作用。因此，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决定将中国茶叶研究所迁往崇安，利用福建示范茶厂的基础与技术条件重新组建。
1942年下半年的一天，经济部副部长潘宜之、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吴觉农与张天福来到南平市的中南旅行社召开一个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潘宜之宣布了中央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的一个决定，在武夷山设立中国茶叶研究所，地点就选在福建示范茶厂，由吴觉农任所长，刘建绪主席征求张天福的意见，请他改任福建省茶叶管理局局长。
这个变更来的十分突然，张天福没有思想准备，作为政府委派的技术官员他必须接受政府的这个决定，将他三年来付出心血的福建示范茶厂移交给吴觉农改办中国茶叶研究所，但他没有接受新的职务安排。
协和大学林景润校长得知张天福职务变更的情况，请他回协和大学教书。收到林校长的信件，张天福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立即决定接受这个聘任，前往协和大学所在地邵武市，此时，苏皖技术专业学校茶叶科也并入设在永安的福建省农学院。
1942年底张天福再度受聘于协和大学，历任副教授、教授并兼附属高级农校校长二年，因原校长陈锦盘去厦门大学教书职位空出；在此期间他集中精力总结在福安与崇安多年的生产实践经验．编写茶叶栽培、制造教材，组织学生参加各种茶事活动。张天福这次回到协和大学教了四年书，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在协和大学教学工作之外，张天福重新审视了他在几年前推出的918揉茶机。张天福认真分析了这台设备在实际生产中的优缺点，不断加以试验研究，使之逐步完善定型，张天福不断地进行改进，最初是一机双桶，后改为方型的一桶，由单动的再改为揉桶与揉盘双动的。
张天福在1945年协和大学农报第七卷第一期上刊出了一篇题为“918揉茶机之构造与用法”的论文，将其构造图样及用法公之于众，说明希望能就正于高明，张天福在论文中表示欢迎有兴趣者仿制采用，并希望采用者能将使用经过情形反馈给他，作为日后改进的参考。在这篇论文中他首次完整地描述了918揉茶机的特点：
张天福开宗明义地指出：在茶叶生产中使用机器能提高产品的质量，他指出在当时的茶叶生产，由于延续了传统的生产技艺，在茶叶的揉捻工序中，使用赤足踏踩的揉捻方法，这个生产过程既不卫生而且损坏茶叶的品质。而使用机器揉捻茶叶，是一条最佳的途径。机器揉捻可以获得紧卷美观的茶叶条索，又因为不会流失茶汁，所以提高了品质，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劳动力的投入，从而增加了茶叶的价格。
节省人力是采用机器生产的重要因素。张天福分析说：以人力揉茶，每天一个工人仅揉50斤，若使用此机器，每小时就可揉茶20斤，一天以工作10小时计，可以揉茶200斤。一台机器由二个工人操纵，等于每天每人揉茶100斤。因此，用机器揉茶与人工揉茶相比效率提高了一倍。
张天福长期在农村工作，对茶农的生产与生活条件了如指掌，由于广大茶农在经济上的贫困，就是他们有心想使用机器制茶，也买不起各种机器，张天福知道茶农们需要一种经济耐用的机器，而张天福的918揉茶机在1940年每台只卖50元，至少可用十年，每年折旧及利息仅五至六元，这个开销是茶农能够承受的。而且918揉茶机构造简单，生产容易，这台机器上只有使用于传动的少部份钢铁构件必须由工厂制造外，多数的木件部份，农村的木匠可照样仿造。同时它的用法十分简单，只要按说明去操作，便可运用自如。张天福在崇安示范茶厂时曾生产了数十台，在一些茶厂试用，由于这台机器确有其优势，逐步为茶业所接受，并得到逐步推广与改进。作为设计者，张天福公开技术，放弃专利，他所希望的是这种机器能为民间所接受，为社会谋利，为国家争光。
在协和大学工作期间，学校宽松的教学与生活节奏使得张天福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当时我国的抗日战争已进入后期，日本军队开始败退，这给了有心于振兴中国经济的有识之士以极大的鼓舞。张天福正在思索着战后茶业建设的问题。1945年10月他在明志学社丛书《战后建设》一书中发表了一篇题为“战后茶业建设”的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茶业经济的发展前景。
张天福提出：茶为我国主要特产，也是国际贸易输出的大宗产品。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是世界茶叶市场的主要供应国，在当年出产的600余万市担茶叶中，约20％输出国外，国内消费占80%。输出数量最多时，达200万担，输出值最多时，达8600余万元。国内茶叶产地遍及19个省，500余县。赖茶为生者，包括农工商三种企业，人数达300余万人，其中以茶农居多，占80%，以茶为副业者，尚未计算在内。这一组数字表明，在中国这个农业国家中，茶叶经济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使张天福看到复兴茶业给国家带来的收益。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茶叶由政府统一管理，政府将茶叶作为与外国交换军火及取得外汇的重要物资，如1938年和苏联订立1200万元的贸易额，其中茶叶占了1000万元，其他各类货品如牛羊皮，猪鬃及桐油，仅占160余万元。因此，张天福认为茶叶不但与国计民生有关，而且与政治国防关系重大。抗战初期，政府以茶叶充实战时经济，促进后方生产，茶叶生产一度获得发展。但是这个令人振奋的局面很快就过去了，香港沦陷，海口被日军封锁，茶叶外贸日益困难，奄奄待毙的中国茶业进一步受严重打击。
虽然中国茶业因战事而遭遇困难，但由于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不断给日本侵略者以打击，战争局势出现转机，这对张天福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看到中国人民赢得战争胜利的结局就会到来，这促使他进一步考虑中国茶业的未来，提出战后茶业建设的方针：
茶业的盛衰关系国计民生至钜，战后我国茶业建设，自应从早确定方针，以资依据。我国过去对茶政之设施，尚乏具体明确的方针，即有局部枝节的措施，亦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一面亦因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在整个茶业生产过程中，技术与社会的全部问题，无法调整，致整个方针，无从实现。今则随抗战胜利及平等新约的订立，使阻挠生产改进的社会势力失去作用，同时脱离了帝国主义的附庸，获得经济独立自主的地位。处此千载一时之机会，吾人惟有遵奉孙中山计划经济生产的遗教，作为我国战后茶业建设方针的依据。
张天福是孙中山“计划经济”理论的追随者，这个理论提出“将全国的各种产业，不论公营或私营，都在国家统制之下，由国家制定各种通盘的、统一的、精密的计划，以为全国经济建设进行的方针，务使生产与需要二者适相符合，不致浪费或不足。换言之，乃用国家的力量，调剂生产，控制市场，使供需相应，以达到民生问题的解决为目的。”
据此，张天福提出应在我国茶业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以集中整个行业的力量，为我国从战争后百废待兴的状态走出来做出贡献。他认为我国战后茶业建设的方针，应有下列的措施：
1、确定茶叶贸易政策：
张天福认为对外茶叶贸易在发展战后社会经济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是国际上重要的产茶国，由于中国地大业广，虽经战争但是仍然有相当数量的茶叶产量，当时世界上需要茶叶的各个国家，大多数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友邦关系，而且在抗日战争中并肩作战，荣辱与共，与此同时，中国建设所需的工业器材主要使用茶叶向西方国家交换，因此，茶叶将成为战后国际经济合作中最重要的部份。
张天福对我国当时外销茶叶中红茶、绿茶、乌龙茶与砖茶的销售趋势做出估计：
红茶以苏联为主，美英次之；
绿茶以北非为主，美国、苏联，加拿大以及东欧各国次之；
乌龙茶以南洋各国为主，美国次之；
砖茶以苏联为主；
花茶以美国为主。
因此张天福提出对外茶叶贸易的政策应有：
A．外销茶由政府统制，办理统购统销。
B、把握对外自主直接贸易，发展国茶原有市场。
C、开拓国茶新市场。
D、强化国茶对外宣传机构。
2、加强对内茶叶贸易的管理
虽然在我国茶业管理上，张天福提倡统一的“计划经济”，但他从我国茶叶生产的特点与茶叶特性出发，提出应做到“统中有分，分中有统”。
张天福从研究中国茶政史入手，提出我国茶叶经营管理从唐代至元代的六百年间，税茶、贡茶、榷茶(即茶叶专买)及自由买卖等方式不断交替出现，政策随朝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并无固定的模式。他特别提出政府应注意保护民众的利益，举例古代在实行茶叶专卖的榷茶制时，集中体现了国家的利益与意志，凡私贩茶叶一斤者，受杖刑一百，二十斤以上者，受死刑（弃市），虽有此严刑峻法，但“其利至博诫禁虽严，而民之犯法自若也”，因为民间的利益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从宋代开始以茶叶交易塞外良马，兼顾官民利益，合并买马榷茶为茶马司，开始对外贸易的以货易货。自明开始到当时的五百余年间，茶政渐趋稳定，因为采用了征税制度。张天福认为由于茶叶生产过于分散；而且成品易于霉坏，不完全适合于专卖，唐宋元各代榷茶政策所以屡行屡废，也是有这方面原因的。
在参考以往茶政及当时国内茶业实际情形后，张天福提出对内茶叶贸易，应有如下政策：
A、内销茶由政府加以管理，使产制得可与外销茶相配合。
B、内销茶完纳国税，准许商人自由贸易并由政府从而扶助其发展
C、边销茶应归国营，或官商合营，其假手外人转销新疆蒙古西藏之边销砖茶，应收回办理直接贸易。
D、侨销茶以商人巳有其灵活之销售机构。应与一般之内销茶同，“完税后准其自由贸易，”并予以奖掖，使其有利发展。
3、建立茶业完整组织
我国茶业之衰落，以缺乏健全完整之组织，亦为其最大原因，致茶叶之产制运销互相脱节，不发生联系，一任中间商人及洋行从中操纵剥削…”战后我国茶业须有产制运销一元化之完整组织。在人民方面，因应促成自产自制自运自销的合作专业组织，尤须与政府方面的茶业机构密切配合，方能灵活运用，藉以发挥最大的力量。兹分述之：
(1)茶农为茶业组织中基层份子，负有产制的重要使命，其技术之良窥，经济之盈绌，经营制度之合理与否，均足以影响整个茶业。故组织茶农，成立产制运销各种合作社，固为建立茶业合中最基本的工作，亦乃解放半世纪以来被压迫的茶农的途径。茶农有了合作组织，不但人人得可享受利益，不为少数人所操纵，且技术改良易于收效；政府贷款亦有对象，此不仅符合我国国情及专业化经营之原则，均可得两全其美。
(2)公营茶厂之产生，为现阶段茶业组织中一大转变，应由国营茶叶专业机构，或各省设立之。此国家经营的茶厂与合作社利害上非但不冲突且能互相持携，息息相关。
1940年张天福76岁的父亲病重，他因为忙于工作未能赶回福州侍奉，当老人病危的电报传来后，张天福才放下手中的工作赶赴福州，希望能见最后的一面，由于交通不便，这一路他赶了二天二夜，当他回到家里，父亲巳辞世入棺，父亲出殡时，张天福仅率全家送葬，而未惊动上级与亲友同事。办完丧事，主管长官听说已经出葬，吃了一惊，他告诉张天福，厅里知道他父亲病重，原希望张天福在老人家辞世时能先给厅里打个招呼，由政府出面办一个隆重的葬礼。张天福对长官的关心表示了深切的感谢，解释说因父亲一生简朴，不希望惊动大家，故而葬礼就遵嘱简办了。
抗战胜利后，中央政府派陈仪前去台湾省接收，张天福得知此事后就给陈仪一个电报，希望追随陈仪去台湾。但不久就接到农业部部长周贻春的亲笔信，周部长通知张天福，由于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解散，崇安的中国茶叶研究所也停办了，农业部委任他为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重返崇安，接收吴觉农的中央茶叶研究所，改名为中央茶叶实验场。同时张天福要求派中国茶叶研究所技正李联标来协助工作，得到批准。
张天福再次告别协和大学回到离别四年的崇安。
张天福回到茶场时，已与数年前创办茶厂的情形大不相同，由于抗战时的经济困难，而且通货膨胀来临，少量的经费已办不成什么事了，他只能对茶场起个守护的作用，发展无从谈起。但作为一个茶人，他仍可以在高山茶园认真做茶，专心研究武夷岩茶。张天福这一年36岁，仍是一个单身汉，前十多年里他埋头于茶业工作中，心无旁笃，从未考虑过成家的事，虽然老父母多次催促。
在崇安茶场工作期间，张天福见到了协和大学校友、南平中学校长吴其端，吴其端在请张天福吃饭时谈起自己的哥哥吴其玉是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留美的法学博士，妹妹吴端宜是福州协和医院护士学校校长，时年32岁，仍待字闺中。当吴其端了解到张天福仍独身时，就为他与妹妹做了月下老人。这一开始，俩人一个在崇安，一个在福州，加上当时交通不便，见面还真不易。然而，事情有了一个大转机，1946年，元月张天福接到在福建省政府工作的挚友林一的电报，说政府方面有要事请他返榕商议，晤面时才知是省农业改进处处长宋增榘辞职去台湾将近一年,而这个空缺尚未物色到继任人选。林一向省建设厅厅长朱代杰推荐由张天福出任农业改进处处长一职，朱代杰同意后并得到刘建绪省主席批准，这才将张天福从崇安招了下来。张天福并无意于官场，但也不好直截了当地拒绝，因此表示在中央茶叶实验场的职务是农业部委任的，无法辞去。但省政府有意挽留张天福，经省主席刘建绪面允,用兼职的名义向中央茶叶实验场借用张天福三个月，因此，张天福每三个月就向福建省政府提出辞职,一直拖到当年底由张天福介绍省农事试验场长郑庚接任后，张天福才得以离开。
这一段时间，张天福兼任处长回到福州，这就有时间考虑结婚成家的事了，在与吴端宜接触了一段时间后，双方有深入的了解，不久他俩登记结婚了。张天福的婚事办得十分简单，没有举办酒席，只是在仓前山的基督教牧师杨昌栋的小别墅里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婚礼仪式。出席婚礼仪式的只有十多位双方的亲友，婚礼仪式后一起吃了一桌喜酒。
婚后他们与老母亲一起居住在福州道山路的寓所中，这座寓所是老母亲在数年前购置的，是福州典型的民居，有天井、厅堂与数间房，张天福在此度过了他前半生中少有的一段家庭生活。但是不久之后，张天福又要告别妻子返回崇安茶场。此后的一年多里，又是聚少离多的两地分居生活。张天福偏居于高山，少问世事家事，一心事茶，到了1948年，大女儿出生后，吴端宜辞去协和护士学校校长之职，到崇安茶场出任驻场医生。
注释
潘宜之
（1893－1945）字祖义，毕业于南京陆军测绘学校，又入保定军校第三期，因病辍学。1923年，任福建民军总司令张贞的参谋长。1926年北伐军兴，白崇禧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时，潘任总部秘书处中校秘书，颇得白赏识。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克南昌，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选任潘为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兼办公厅主任。东路军克淞沪后兼《中央日报》社长，后出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1934年6月，蒋桂重新妥协，潘晋升为中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李宗仁到前线，任第五战区司令部长官部秘书长兼抗敌青年军团教育长。国民政府迁重庆后，1939年8月调任经济部常务次长，兼中国茶叶公司董事长。1943年４月调任交通部常务次长。1945年被勒令"自行辞却"改任行政院参事。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发表潘为救济总署广西分署署长。他对降格使用十分愤慨，于1945年9月9日服安眠药自杀。
刘建绪
（1892-1978）字恢先。仙霞清安铺人。民国初，入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三十五军副军长兼师长。“马日事变”后，随何键投靠蒋介石。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参加“八·一三”淞沪战役，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任福建省政府主席，逐步倾向开明，蒋介石政权垮台前辞职回湘，后携家眷赴香港。1951年去巴西定居。1978年3月病死于巴西。
孙中山“计划经济”理论
“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同为民生主义的核心问题。孙中山认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贫富悬殊弊害的根源之一就是资本的私人垄断，造成垄断的起始是自由竞争。孙中山认为，“彼司密亚丹派之经济学者，谓竞争为最有利益之主因，为有生气之经济组织；而近代之经济学者，则谓其为浪费，为损害之经济组织。然所可确证者，近代经济之趋势，适造成相反之方向，即以经济集中代自由竞争是也”，据他观察，“大公司多属私有，其目的在多获利益，待至一切小制造业皆为其所压倒之后，因无竞争，而后将各物价值增高，社会上实受无形之压迫也。”（注：《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7页。）更加严重的是，土地与资本的垄断还相互结合，为患愈烈：“欧美土地问题，未能于资本发达之前而先为之解决，故地主与资本家二者合二为一，如虎加翼，其横暴遂不可制止矣”。（注：《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6页。）因此，与土地问题要防止土地集中和垄断相应，也要防止资本垄断的出现。孙中山主张通过实行进步的遗产继承税和所得税来节制私人资本，同时在扩张国家资本的过程中达到节制私人资本。
1918年，孙中山发表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自序中说“此书为实业计划之大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而已”。（注：《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49页。）其中对以扩张国家资本和节制私人资本为主旨的实业建设计划，有颇为具体的表述，同时也就涉及到国有与私有的问题。孙中山认为，“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情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注：《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53-254页。）他认为，既然“大公司之出现，系经济进化之结果，非人力所能屈服。如欲救其弊，只有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之一法。故在吾之国际发展实业计划，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但须得国际资本家为共同经济利益之协助。”（注：《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397页。） （据徐建生“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 第二节“孙中山经济政策思想的模糊和矛盾” ）
税茶：
唐代把茶税固定下来，列为国家财政收入是德宗贞元九年（793）正月的事。《食货志下》载：“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收两税。其明年已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灾，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年奏，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然税无虚岁，遭水灾处亦未尝以钱拯瞻”从张滂的奏折，说明贞元九年朝廷决定征收茶税的原因是“去岁水灾”，倘后“赋税不办”，所以要征收茶税“以此代之”，目的在“供锗”。税率定位较低，估价征10%，但从此“税无虚岁”，以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成为封建国家的专利，我国茶税法规正式宣告成立。（据吕维新“唐代茶税法规”）
贡茶
贡茶从李唐王朝开始形成制度，历代相传，延续几百年之久。贡茶制度的目的是既要满足朝庭穷奢极侈的需要，又能绕过商品流通渠道，缩小商业经营范围，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扼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维护封建制度的根基。但贡茶是专供皇室朝庭饮用的，不惜耗用巨资，制作精益求精，品目日新月异，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贡茶的产制和运输，对驿道交通建设，地区联谊，民族团结也有促进作用。清代前期，虽然采取历代产茶州定额纳贡制，但到中叶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增长，贡茶制度则随之逐渐消亡。（据“三千多年历史的贡茶起源”）
榷茶
榷，本义为独木桥，引申为专利、专卖、垄断。唐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张滂创立税茶法，形成定制。“（太和九年十月乙亥），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自涯始也。”到武宗时期“禁民私卖”，榷茶形成制度。唐代榷茶的目的，最主要是增加国库收入，晚唐”西川富强，只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四川茶利足以弥补唐王朝巨大军费开支。第二，榷茶为了茶马互市，回屹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第三，榷茶为了抑商，禁榷制度是抑商政策的重要支往。禁榷制度的理论在西汉建立起来之后，即为后代封建统治者所赞赏并竭力推行。榷茶制度在唐代形成之后，历代相沿袭，直到清代中叶才告消失。
周诒春
(1883-1958) 祖籍安徽休宁，生于湖北汉口。190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秘书。5月任清华学校副校长，1918年1月去职。1958年8月在上海病逝。周贻春任清华学校校长4年多，他着眼于民族教育独立，最先提出把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改办成完全大学的计划，于1916年4月，呈文外交部。请逐渐扩充学程，设立大学部，并得到批准。他筹划并主持修建了清华园内著名的早期四大建筑-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和大礼堂。为清华发展成为大学初创基础。在教育方面他倡导"着重德智体三育"的方针，推行"端品励学"和体育"强迫运动"，"素以养成完全人格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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