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母语教学改革之路（2）--母语教学的中国经验
||||
母语教学改革之路（2）
-----从小学到初中9年全部学习文言文的建议
当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青少年中的绝大多数只能接受九年制的义务教育。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就要走上劳动的岗位，回过头来再系统学习语文等课程的机会就不多。因此，应该充分利用九年义务教育的时机，尽可能多地学习中华民族文化。通过九年的义务教育，通过语文、历史等课程的教学，应该让青少年接受和理解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最基本的精神文化的精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具有起码的由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所塑造的人文素质。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部和大部，只是“最基本的精神文化的精华”，即按照常理一个现代中国公民应该知道的本民族的文化最重要的最突出的也是最基本的。例如，他们应该知道汉字的音、形、义及其最基本的变化，他们应该知道中国文化中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精华，应该知道法家和兵家的思想精神，应该知道“四书五经”是什么，应该知道《诗经》是中国第一部歌谣总集和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应该知道何谓赋比兴风雅颂，应该知道司马迁是汉代中国最重要中国史传文学作家，应该知道汉魏风骨和盛唐之音，应该知道汉语的声律与典故，应该知道骈体文与古文的不同，应该知道唐代发生的古文运动，应该知道古诗和律诗的区别，应该知道诗与词的区别，应该知道套曲与散曲的区别，应该知道传奇和话本的区别，应该知道仕与隐，应该知道明代的“四大传奇”，应该知道中华民族所推崇的气、神、韵、境、味，总之，应该让学生知道中华民族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又形成了一些什么最基本的理念与精神，等等。因此，应该把语文教学（包括教材编写）作为九年义务教育的一部分，应具有客观的标准，而不应完全是人为的安排。应该以客观形成的篇什，统筹安排，而不是以包罗万象的生活主题，主观地随意地作出排列。必须保证我们有限的教材能给予学生以中华民族文化最基本最必要的东西。
语文教材应该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作家和作品的载体。编写的秩序基本上应该是是先是古代，后现代，安排一系列重要作家的杰出作品。这些作家的作品不是那种符合人为设置的主题单元的勉强之作。首先，教材所所选择的作家，必须是学界认同的文学发展史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凡文学史上、文章史上无地位的作家一律不入选；其次，课文所选取的作品一律是这些作家的代表作或最为优秀的作品，凡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作品一律不入选。第三，如果要分单元的话，是否可以考虑按作家来分单元。例如古代的《诗经》、屈原、司马迁、曹氏父子、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商隐、李贺、杜牧、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苏轼、李清照、关汉卿、施耐庵、罗贯中、曹雪芹、等等都分别可以是一个单元，“五四”时期，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作家也都可以分别列为一个单元。教材的选文及单元不是编者主观的筛选，而是历史的和时间的筛选。历史与时间才是最公正的。或许有人会问，这样的选文思路难于实现语文的现代化，难于切入青少年的生活。我不这样看。早就有人指出今天人们的一切情感差不多都已经包含在历代作家的作品中。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正是屈原教会我们如何为国家去探索去奋斗去献身，正是司马迁的史传文学教会我们如何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正是曹操父子的诗篇教会我们如何去建功立业去慷慨悲歌，正是诸葛亮文章教会我们如何为事业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陶渊明教会我们如何远离尘嚣如何去亲近自然，正是李白的诗教会我们如何去洒脱如何去思乡，正是杜甫的诗教会我们如何去感同身受地去同情人民，苏轼教会我们如何去诗意的眼光去看明月、看山川、看历史、看现实等等。且不说我们将选编优秀的现代作品，紧紧跟随时代的步伐，跟随今人生活的步伐，更重要的是中国古典的作品，只要是优秀的，经过教师的阐释，就必然会具有某种现代意义。根本的问题是对于古代的作品必须而且也必然要进行现代的解读。
当然，我们在编写语文教材的时候，必须特别要考虑小学阶段的教材。我们认为目前的教材，包括新编的小学语文教材，都低估了小学生起步时候的语文能力。开头的课文总是什么“来，来，来，来上学”之类，写字训练也总是从“人、手、口、刀、牛、羊”开始，实际上现在的小学生在入学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幼儿园阶段，孩子们在幼儿园里已经学会了许多知识，也有了一定的语文能力。因此我们认为小学的语文教材起点要提高。不需要编那些太浅显的顺口溜之类。小学语文教材在选文方面应选择文学史上已经有定评的儿歌、寓言、童话、小散文、诗歌，并利用儿童的记忆能力最好的时期，尤其要尽可能多背诵一些有一定难度的古典作品中名篇、名段、名句，先背诵下来再说。也许其中一些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在教师讲解之后仍然不能完全理解，这也没有关系。因为随着日后他们的成长和阅历的增加，他们肯定会理解或完全理解。童年的心理特点之一就是记忆力特别好，如何挖掘小学生的记忆的潜力，是我们编写教材中应特别加以注意和解决的问题。如果在他们在小学的求学时期，课文如果都是浅显的白话文，这不但毫无疑义，也大大浪费他们童年宝贵的时间，忽视了他们记忆力的优势。因为，白话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可以再跟亲人、朋友、同学交流中学习，可以在看电影、电视中学习，可以在互联网中学习，可以在坐公交车、狂商店中学习，可以在一切生活场合中学习，何必要用那么多的课堂时间去学习过多的白话呢？从来没有上过学的文盲，不也会说流利的白话吗？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所景仰的“五四”一代人学人和作家，他们的童年都是在私塾中读古书成长的。鲁迅童年读的第一部书是《鉴略》，随后是一系列的其他古籍。蔡元培4岁入家塾，先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然后读《四书》、《五经》。胡适从三岁进私塾，私塾九年，他先后读了《学为人诗》(胡适父亲胡传编撰)《原学》(胡适父亲胡传编撰)《律诗六钞》(姚鼐选)《孝经》《幼学琼林》《小学》(朱熹编撰，江永集注)《论语》(朱熹集注)《孟子》(朱熹集注)《大学》(朱熹集注)《中庸》(朱熹集注)《诗经》(朱熹集传)《书经》(蔡沈注)《易经》(朱熹本义)《礼记》(陈皓注)《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郭沫若童年时期最初读的是《三字经》、《诗品》、《唐诗》、《诗经》、《书经》、《春秋》、《古文观止》。叶圣陶童年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然后是读《四书》、《诗经》和《易经》。我们如果有耐心的话，可以一路查下去，会发现“五四”那一代人最初读得滚瓜烂熟的书，都是古代典籍和诗词。可后来他们专用白话文治学或创作，不但一点困难也没有，反而为他们日后的研究与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鲁迅、郭沫若都是在日本读医学的，后来转到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上面，也取得巨大成功，成为一代文豪与学者。这其中的缘故就和他们童年熟读许多古代典籍密切相关。我们要知道，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根基所在。不必什么研究，任何一位有一定古代文化修养的人，都会发现我们现在所用的许多词语，就在《诗经》、《老子》、《论语》、《庄子》、《孟子》、《左传》等一系列的典籍中来的，从古代的诗词歌赋中来的。现代的学问与古代的学问一脉相承，所谓“鉴古知今”。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如果我们在小学、中学就开始用最能体现中华古代文化精华的篇章作课文，那么，这样给予他们的似乎是“铜”的东西，可将来总会有一天变成“金”的东西。
可能有人会说，在现在，让孩子们去读那些古典的作品，与现代的生活失去联系，孩子们会感到枯燥，引不起他们学生的兴趣。这种看法看似有理，其实未必。学习的对象与现实的距离太近，就可能落入所谓自动化的“套板反应”，才会令孩子们感到枯燥乏味。例如，一个期待了很久要开始学习生活的一年级小学生，如果他第一次端坐在教室里，开始他的第一次语文课，结果老师教给他的是“来，来，来，来上学，大家来上学”，他会觉得兴味盎然吗？他放学了，回到家，爸爸或妈妈问他：你今天学习了什么呢？他一定会觉得很难张口，因为“来，来，来……”这句话让他觉得太没有劲儿了。学习内容与他入学前的期待相去甚远。他觉得他已经上学了，已经是“大人”了，可以开始进入“学问”的门槛，可在学校里学到的第一句话，却是让他感到没有“学问”，让他有点泄气，甚至有一种失败感。他不愿跟他的爸爸或妈妈重复这句没劲的话儿。假如我们小学一年级教材的第一句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那么孩子们就觉得一跨入学校的门槛，就与现实的世界不一样，就似乎一下子进入“学问”的“深处”，他觉得深奥，觉得困难，觉得陌生，觉得不易理解，但同时觉得有意思，有兴趣，有挑战，这会极大地提高他对学校的认识，对学习的认识，极大地提高他学习的积极性。他回到家里，他会主动地滔滔不绝地饶有兴味地向爸爸和妈妈讲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什么意思，他可能讲得不太清楚，这没有关系，爸爸和妈妈会加入讨论，他终于大体弄明白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觉得学到了一个做人的道理，他觉得他长大了，学习真有意思，学校真有意思，他觉得学习是一场挑战，要憋足劲儿来应对这场挑战，以便向学习进军。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小学结束的书后，我们的孩子们，已经起码会背诵《论语》、《孟子》，会背诵《唐诗三百篇》，会背诵《古文观止》，等等，在学生们站在这些中国精神文化的起点线之后，他们完全能够接受后面所作出的更进一步的更富有挑战性的安排。我想这样的安排不比现在的以生活、价值为单元的课本更富于中国语文经验吗？
https://m.sciencenet.cn/blog-277237-300888.html
上一篇：艺术的价值
下一篇：母语教学改革之路（3）----怎样才能达到“用简识繁”
-----从小学到初中9年全部学习文言文的建议
当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青少年中的绝大多数只能接受九年制的义务教育。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就要走上劳动的岗位，回过头来再系统学习语文等课程的机会就不多。因此，应该充分利用九年义务教育的时机，尽可能多地学习中华民族文化。通过九年的义务教育，通过语文、历史等课程的教学，应该让青少年接受和理解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最基本的精神文化的精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具有起码的由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所塑造的人文素质。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部和大部，只是“最基本的精神文化的精华”，即按照常理一个现代中国公民应该知道的本民族的文化最重要的最突出的也是最基本的。例如，他们应该知道汉字的音、形、义及其最基本的变化，他们应该知道中国文化中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精华，应该知道法家和兵家的思想精神，应该知道“四书五经”是什么，应该知道《诗经》是中国第一部歌谣总集和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应该知道何谓赋比兴风雅颂，应该知道司马迁是汉代中国最重要中国史传文学作家，应该知道汉魏风骨和盛唐之音，应该知道汉语的声律与典故，应该知道骈体文与古文的不同，应该知道唐代发生的古文运动，应该知道古诗和律诗的区别，应该知道诗与词的区别，应该知道套曲与散曲的区别，应该知道传奇和话本的区别，应该知道仕与隐，应该知道明代的“四大传奇”，应该知道中华民族所推崇的气、神、韵、境、味，总之，应该让学生知道中华民族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又形成了一些什么最基本的理念与精神，等等。因此，应该把语文教学（包括教材编写）作为九年义务教育的一部分，应具有客观的标准，而不应完全是人为的安排。应该以客观形成的篇什，统筹安排，而不是以包罗万象的生活主题，主观地随意地作出排列。必须保证我们有限的教材能给予学生以中华民族文化最基本最必要的东西。
语文教材应该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作家和作品的载体。编写的秩序基本上应该是是先是古代，后现代，安排一系列重要作家的杰出作品。这些作家的作品不是那种符合人为设置的主题单元的勉强之作。首先，教材所所选择的作家，必须是学界认同的文学发展史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凡文学史上、文章史上无地位的作家一律不入选；其次，课文所选取的作品一律是这些作家的代表作或最为优秀的作品，凡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作品一律不入选。第三，如果要分单元的话，是否可以考虑按作家来分单元。例如古代的《诗经》、屈原、司马迁、曹氏父子、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商隐、李贺、杜牧、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苏轼、李清照、关汉卿、施耐庵、罗贯中、曹雪芹、等等都分别可以是一个单元，“五四”时期，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作家也都可以分别列为一个单元。教材的选文及单元不是编者主观的筛选，而是历史的和时间的筛选。历史与时间才是最公正的。或许有人会问，这样的选文思路难于实现语文的现代化，难于切入青少年的生活。我不这样看。早就有人指出今天人们的一切情感差不多都已经包含在历代作家的作品中。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正是屈原教会我们如何为国家去探索去奋斗去献身，正是司马迁的史传文学教会我们如何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正是曹操父子的诗篇教会我们如何去建功立业去慷慨悲歌，正是诸葛亮文章教会我们如何为事业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陶渊明教会我们如何远离尘嚣如何去亲近自然，正是李白的诗教会我们如何去洒脱如何去思乡，正是杜甫的诗教会我们如何去感同身受地去同情人民，苏轼教会我们如何去诗意的眼光去看明月、看山川、看历史、看现实等等。且不说我们将选编优秀的现代作品，紧紧跟随时代的步伐，跟随今人生活的步伐，更重要的是中国古典的作品，只要是优秀的，经过教师的阐释，就必然会具有某种现代意义。根本的问题是对于古代的作品必须而且也必然要进行现代的解读。
当然，我们在编写语文教材的时候，必须特别要考虑小学阶段的教材。我们认为目前的教材，包括新编的小学语文教材，都低估了小学生起步时候的语文能力。开头的课文总是什么“来，来，来，来上学”之类，写字训练也总是从“人、手、口、刀、牛、羊”开始，实际上现在的小学生在入学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幼儿园阶段，孩子们在幼儿园里已经学会了许多知识，也有了一定的语文能力。因此我们认为小学的语文教材起点要提高。不需要编那些太浅显的顺口溜之类。小学语文教材在选文方面应选择文学史上已经有定评的儿歌、寓言、童话、小散文、诗歌，并利用儿童的记忆能力最好的时期，尤其要尽可能多背诵一些有一定难度的古典作品中名篇、名段、名句，先背诵下来再说。也许其中一些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在教师讲解之后仍然不能完全理解，这也没有关系。因为随着日后他们的成长和阅历的增加，他们肯定会理解或完全理解。童年的心理特点之一就是记忆力特别好，如何挖掘小学生的记忆的潜力，是我们编写教材中应特别加以注意和解决的问题。如果在他们在小学的求学时期，课文如果都是浅显的白话文，这不但毫无疑义，也大大浪费他们童年宝贵的时间，忽视了他们记忆力的优势。因为，白话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可以再跟亲人、朋友、同学交流中学习，可以在看电影、电视中学习，可以在互联网中学习，可以在坐公交车、狂商店中学习，可以在一切生活场合中学习，何必要用那么多的课堂时间去学习过多的白话呢？从来没有上过学的文盲，不也会说流利的白话吗？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所景仰的“五四”一代人学人和作家，他们的童年都是在私塾中读古书成长的。鲁迅童年读的第一部书是《鉴略》，随后是一系列的其他古籍。蔡元培4岁入家塾，先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然后读《四书》、《五经》。胡适从三岁进私塾，私塾九年，他先后读了《学为人诗》(胡适父亲胡传编撰)《原学》(胡适父亲胡传编撰)《律诗六钞》(姚鼐选)《孝经》《幼学琼林》《小学》(朱熹编撰，江永集注)《论语》(朱熹集注)《孟子》(朱熹集注)《大学》(朱熹集注)《中庸》(朱熹集注)《诗经》(朱熹集传)《书经》(蔡沈注)《易经》(朱熹本义)《礼记》(陈皓注)《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郭沫若童年时期最初读的是《三字经》、《诗品》、《唐诗》、《诗经》、《书经》、《春秋》、《古文观止》。叶圣陶童年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然后是读《四书》、《诗经》和《易经》。我们如果有耐心的话，可以一路查下去，会发现“五四”那一代人最初读得滚瓜烂熟的书，都是古代典籍和诗词。可后来他们专用白话文治学或创作，不但一点困难也没有，反而为他们日后的研究与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鲁迅、郭沫若都是在日本读医学的，后来转到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上面，也取得巨大成功，成为一代文豪与学者。这其中的缘故就和他们童年熟读许多古代典籍密切相关。我们要知道，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根基所在。不必什么研究，任何一位有一定古代文化修养的人，都会发现我们现在所用的许多词语，就在《诗经》、《老子》、《论语》、《庄子》、《孟子》、《左传》等一系列的典籍中来的，从古代的诗词歌赋中来的。现代的学问与古代的学问一脉相承，所谓“鉴古知今”。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如果我们在小学、中学就开始用最能体现中华古代文化精华的篇章作课文，那么，这样给予他们的似乎是“铜”的东西，可将来总会有一天变成“金”的东西。
可能有人会说，在现在，让孩子们去读那些古典的作品，与现代的生活失去联系，孩子们会感到枯燥，引不起他们学生的兴趣。这种看法看似有理，其实未必。学习的对象与现实的距离太近，就可能落入所谓自动化的“套板反应”，才会令孩子们感到枯燥乏味。例如，一个期待了很久要开始学习生活的一年级小学生，如果他第一次端坐在教室里，开始他的第一次语文课，结果老师教给他的是“来，来，来，来上学，大家来上学”，他会觉得兴味盎然吗？他放学了，回到家，爸爸或妈妈问他：你今天学习了什么呢？他一定会觉得很难张口，因为“来，来，来……”这句话让他觉得太没有劲儿了。学习内容与他入学前的期待相去甚远。他觉得他已经上学了，已经是“大人”了，可以开始进入“学问”的门槛，可在学校里学到的第一句话，却是让他感到没有“学问”，让他有点泄气，甚至有一种失败感。他不愿跟他的爸爸或妈妈重复这句没劲的话儿。假如我们小学一年级教材的第一句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那么孩子们就觉得一跨入学校的门槛，就与现实的世界不一样，就似乎一下子进入“学问”的“深处”，他觉得深奥，觉得困难，觉得陌生，觉得不易理解，但同时觉得有意思，有兴趣，有挑战，这会极大地提高他对学校的认识，对学习的认识，极大地提高他学习的积极性。他回到家里，他会主动地滔滔不绝地饶有兴味地向爸爸和妈妈讲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什么意思，他可能讲得不太清楚，这没有关系，爸爸和妈妈会加入讨论，他终于大体弄明白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觉得学到了一个做人的道理，他觉得他长大了，学习真有意思，学校真有意思，他觉得学习是一场挑战，要憋足劲儿来应对这场挑战，以便向学习进军。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小学结束的书后，我们的孩子们，已经起码会背诵《论语》、《孟子》，会背诵《唐诗三百篇》，会背诵《古文观止》，等等，在学生们站在这些中国精神文化的起点线之后，他们完全能够接受后面所作出的更进一步的更富有挑战性的安排。我想这样的安排不比现在的以生活、价值为单元的课本更富于中国语文经验吗？
https://m.sciencenet.cn/blog-277237-300888.html
上一篇：艺术的价值
下一篇：母语教学改革之路（3）----怎样才能达到“用简识繁”
扫一扫，分享此博文
全部作者的精选博文
- • 我眼中的草原秋色
- • 泰山的云雾
- • 无知是无价之宝
- • 梁思成是不是日本奈良和京都的拯救者？
- • 忍野八海之美
- • 日本人的精心、耐心、苦心和细心
全部作者的其他最新博文
- • 白桦林，美丽的白桦林
- • 大地的微笑----游亚洲第一湿地
- • 我眼中的草原秋色
- • 泰山的云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