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飞兄最近又发“怪论”：“不浮躁怎么做学问？ ”其理由是：“学问，尤其是科学，是年轻人做的，年轻人生来就是浮躁的，不浮躁怎么做学问和科学？”

       老子早就有“静为躁君”、“归根曰静”、“复归于婴儿”之类的论述，按照这些论述所表达的观点，人生来都是安静的，不浮躁的。换言之，浮躁不是与生俱来的天性，而是后天养成的习性。 

习性的养成取决于生活着的人与他的具体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环境创造人，人也改变环境，这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基本关系——环境创造人，是环境对人的制约关系；人改变环境，是人对环境的支配关系。由于各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他们对各自的环境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比较满意自己所处的环境，有的人则较不满足于自己所处的环境，于是人心也各不相同：对环境较满意者，其心也相对比较安静，即改变和支配环境的愿望和要求较低弱；对环境较不满意者，其心就相对比较浮躁，即改变和支配环境的愿望和要求较强烈。

鸿飞所谓“年轻人生来就是浮躁的”，实指相对于上了年纪的人，年轻人具有比较强烈的改变和支配环境的愿望和要求。据此，所谓“不浮躁怎么做学问和科学”，可以理解为做学问和科学是出于改变和支配环境的愿望和要求；如果没有这种愿望和要求，就根本不会去做学问和科学。如果这样来理解，则鸿飞在这里实际上不过是表达了这么一个观点：认识世界，是为了改变世界；如果不求改变世界，就不需要认识世界。这个观点恰恰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列宁《哲学笔记》：“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为了改变世界而认识世界，这无疑是正确的，从而说“不浮躁怎么做学问和科学”当然也是正确的，但这仅限于认识以实践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意义。如果离开了这个意义而说“不浮躁怎么做学问和科学”，那就不见得正确了。

认识世界当然是为了改变世界，并且也只能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去认识世界，但是，认识与实践毕竟不是一回事，认识是不同于实践和相对独立于实践的一种意识活动或精神活动，在这种活动中，认识者应当也必须全神贯注地观察和思考所认识的对象，否则就不能认识这个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要求做学问和科学的人“静下心来”和“不计功利”，当然是合理的，符合认识规律的。由此来看，鸿飞所谓“还有人振振有辞地说，做科学需要静下心来，要不计功利，这纯粹就是阉割科学家和反科学”，这就不对了。

认识对于实践的相对独立性，体现在社会分工上，就是人们的社会活动有“劳心”与“劳力”的区别，这种社会分工上的区别使一部分人成为专门“劳心”的“劳心者”，另一部分人成为专门“劳力”的“劳力者”。 “劳心者”与“劳力者”是借用孟子的说法，在这里是分别指当今社会中专门做学问和科学的职业学者和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在哲学的抽象中，这两部分人就是认识者和实践者。反过来说，哲学上所谓“认识者”与“实践者”被还原为分工社会中的社会分工现象，就是所谓“劳心者”与“劳力者”。

因此，就整个社会生活而言，这种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们认识世界只是为了改变世界，“劳心者”的活动不过是为“劳力者”的活动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不浮躁怎么做学问和科学”，就是要求“劳心者”的活动积极配合“劳力者”的活动，使“劳心者”的活动能够为“劳力者”的活动服务，这是在于强调“分工但不分家”，即强调分工社会中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关系。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从社会合作必须以社会分工为前提的意义上， “劳心者”与“劳力者”又应当各司其职，各安其业，从而无论是“劳心者”还是“劳力者”，他们都应该全神贯注地从事自己的职业活动，即不仅做学问和科学的人要“静下心来”和“不计功利”，而且做其他事情的人也要“静下心来”和“不计功利”，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这些年来，人们议论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人心浮躁”，实际上是指生活在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人们对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能全神贯注，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做任何事情都不是首先考虑怎样把事情实办好，而是首先“计功利”并在这种功利心支配下去办事，自觉于己有利则为之，无利则不为，如此唯利是图地对待自己的本职工作。所谓“人心浮躁”，说白了，就是“人心唯利”，更彻底地说，就是“人心唯钱”。以“利”字当头，“钱”字当头，来开展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之“浮躁”的实质。这样的“浮躁”是值得鼓励的吗？我认为是不值得鼓励的，而且是应予反对的。所谓 “不浮躁怎么做学问？ ” 这对于学者来说是有害无益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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