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是传统大学的简称，我现在权且把它当成中国现代大学的符号用一下，实际上十分不恰当。在传统大学中，象牙塔象征着高贵、纯洁、敬业、忠诚。可今天我们的大学教师却在甘于堕落，别人把我们的大学教授当成“叫兽”，把专家当成“砖家”（钻家），把学者当成“学习别人的人”。虽然不好听，但终归代表着一定的现实。大学教师委实在堕落，且是甘于堕落。其具体表现如下：①学术道德失落，大学风气不正；②甘当代言人，不代表“专家”讲真话；③不思学术进取，一心想当官，即使大牛也不例外；④为项目、评奖搞关系或“被搞关系”；⑤不思教学，只想科研；⑥忽视育人，对学生不管不问；⑦批发式带学生，失去导师规范；⑧对当权者屈膝，失去知识分子风骨；⑨学术商业化，为了钱不要真理；⑩对女学生进行潜规则；（11）重视眼前利益，放任科研的负面效果。当然，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很多现象，也可以自我对照，也可以以此对照所有大牛们。问题是，为何如此？要知道在中国，“天地君亲师”，教师是和天、地父母联系在一起的。想想原因可能如下：

1、适者生存的丛林规则

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面对变化的外部环境、相对稀缺性和共享性的资源，大部分人和组织都会遵循丛林原则行事——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行为标准，并即期自己行为利益的扩大化，他们力求比自己的过去或其他人（组织）获得更多的资源。丛林原则是适者生存的原则，也是组织与个人主动适应外部环境的一种应对方式。这种原则会产生信仰冲突、失信、欺骗、强权、偷盗、污染、壁垒与歧视等行为。在现行的大学中，教师要想生存，就必须具备一些硬件：当官；做成功科研（获得国家奖、国家项目、在权威杂志发文章）等。这些是大学中流行的硬通货。为了这些，大学教师不得不降低自己的人格，违背自己做人的尊严，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不想做的事。而时间长了，这些不想做、不愿做的事却成了大学教师的习惯，于是，这些经过习惯形成的做人原则，就成了真实大学教师的一部分，这叫“面具泛化”，我叫它现实我与真实我相统一。

2、缺失的公共知识分子精神

虽然北宋大儒张横渠把知识分子（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教师）的品性归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是，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成为过一个独立的阶层，也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中国知识分子只有哲学史上“智者派”的“成就你自己”，而没有苏格拉底的“成为你自己”。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成就自己的最为主要方式是“学而优则仕”，其依托的对象也主要是当权者。当知识分子不能“傍大官”时，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公共事务精神基本没有形成。所以，现在无论什么社会事务、还是公共事务，基本上没有大学教师的声音。如有，也是社会化的声音。

3、市场化的诱导性制度

现在大学中一个基本的现象是“指标化”。大学所有的一切基本上都和大学中的“分数”相联系，而分数与金钱相联系。发一篇论文、写一本书、主持一个课题、获得一个奖项，甚至于参加一项文体活动都有“名码标价”。“不发表就死亡”的哈佛规则在中国大学中普遍存在，并被无限放大。在大学中不搞科研意味死亡，不当干部，意味着很难有大的科研成就。在这种市场化的利益性的诱导制度“引诱”下，师道尊严之风丧失殆尽。大学教师为了挣得“公分”，不得不想尽办法。那些基础课、难以形成成果的人基本上为此没有了大学教师的尊严。

4、教师敬畏感的消失

前斯坦福大学校长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认为，大学对社会承担学术责任的核心途径是教师的工作，而且教师的学术责任是一种“完全责任”。他说：“如果一个教师病了，或出人意料地缺席了，另一个教师志愿地来完成那个教师的课堂教学或住宿监管任务。可以理解，对学生承担的每一项义务都必须得到满足，而且额外的努力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1]所谓“完全责任”不是针对单个教师，而是指教师群体或大学团体，大学所承担的是一种“无限责任”。大学教师必须对课堂负责、对教学负责、对学生负责。可我们的大学中，最为中心的工作却成为无所谓的工作。教师是什么？就是一个赚钱养家的职业！教师的事业心、事业感全然消失，大学教师对教师的敬畏全然消失。大学中只专心于教学、人才培养、教书育人的教师被人喻为“有毛病”、“不正常”。这些人到死时也不明白，为何专心讲学的人进火葬场前也评不上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