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寿与成就兼顾

——百岁人瑞陈立教授与王承绪教授侧记

基湘

    人生中有许多奇事异事当时不知道，事后才能发觉。2002年来杭州玉皇山庄参加全国社会心理学年会（具体时间记得不大准确），会议开幕时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我国著名心理学家陈立教授。而今到浙大工作，日前（10月9日）又极为荣幸地参加了王承绪教授的百岁华诞庆祝会。今日突然感觉这两位知名教授竟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于是作了一点资料搜索，感觉还蛮有意思的，在此一并奉献给大家。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两位百岁人瑞的共同点或说“关系”有些不同寻常：

    1、都是中国相关学科领域的开山鼻祖。陈立教授是中国的工业心理学创始人，王承绪教授则是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的主要创始人。

    2、都是英国伦敦大学毕业生：一个是心理学博士，一个是教育学硕士。

    3、主要工作地点都是浙江大学，且都曾担任浙江大学教育系教授和系主任。陈立还曾任杭州大学校长。

    4、都曾担任浙江省政协主要领导。

    5、都是百岁人瑞。高寿而又成就非凡，这极为难得，而陈立教授和王承绪教授却两者兼得。陈立教授终年103岁。王承绪教授刚刚度过百岁华诞，但至今依然头脑清晰，声音洪亮，参加过王承绪教授百岁华诞庆祝会的与会者都应该有深刻印象。

    这里不妨补充一点资料，看看百岁人瑞是如何做到高寿与成就兼顾的。14年前（1996年），王承绪教授的学生汪利兵教授曾就相关问题访谈过自己的老师。以下是访谈节选内容：  

    问：您今年已84岁高龄，敬业精神仍不减当年，每天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经常晚上工作到11点钟。您现在指导5位博士研究生，给他们一上课就是3个小时，并仍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最后，我们想请问您是如何保持旺盛的精力和良好的体力的？

    答：关于这一点，很多同志也曾问起我，有什么养生之道。总结下来，有两条，一是注意锻炼，我曾坚持早晨跑黄龙洞，上初阳台。即使寒冬腊月，冰天雪地，从不间断。我还学习过杨式太极拳，后来改学气功，一直坚持到现在。二是靠精神力量，我处事比较乐观，对事业无比爱好，对前途充满信心，学习奉献，老而弥坚，一息尚存，此志不渝。1979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教育科学大会上，我表示过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恨不得三头六臂，比较教育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任重道远，我正是怀着这种心情，走过改革开放的十八年。学海无涯，做不完的工作，我还是精神抖擞，信心十足，向着2010年远景目标走下去。        

    ——载《外国教育资料》1996年第五期。另参见汪利兵教授的博客：“比较教育的世纪回顾：我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王承绪教授访谈”。http://www.usors.cn/blog/wanglb/MyEssayDetail.asp?id=1303

     6、无论学术，还是交情，两人“关系”都可能非同一般。同是伦敦大学校友且不说，心理学与教育学关系天生就很密切——都关注人及其发展。心理学家陈立教授担任过浙江教育学会副理事长，而王承绪教授的儿子王重鸣教授则是陈立教授的第一位博士生（1983-1987），早已成为我国著名学者。

     附记：多年前曾为自己读心理学和教育学偶尔感到过惶惑，今有前辈榜样，又不免心有窃喜焉,oo!

附一、陈立教授与王承绪教授面面观

附二：所见最详细的陈立教授介绍【转载】

                         管理心理学大师陈立教授

　　                            许 康 苏衡彦

　　文史刊物读者对党政军文各界名人都比较熟悉，而对科学技术界名人则相对陌生。这几年湖南省科协组织编写了两本《三湘院士风采录》，社会影响很好，开始揭开了这个群体的“神秘”一角。其实湖南科技精英不限于拥有院士光环的人才圈子，有些默默劳作在交叉、边缘学科地带的开拓者，或者是与家乡已睽违多时的省外学者，他们远不如影视明星容易抛头露面，未能进入湖南报刊传媒的视觉中心，也就不足为怪了。
　　浙江大学陈立(1902．7．22一)教授，曾担任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多年，是中国工业心理学学科分支的创始人，前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被中央委任为初创中的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负责筹备心理研究所，后因浙江大学挽留而未进京。在杭州，由周恩来总理任命为杭州师范学院院长，该院后改杭州大学。文革后陈立又被浙江省委任命为校长、名誉校长。他担任过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全国副主席、浙江省主委，也担任过浙江省科协主席等多种社会职务。他被母校伦敦大学大学院(UCL)授予院士称号(1992年)，该校虽不及牛津、剑桥古老，在英国大学论规模则最大，学科最多，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也很高。如我国的费孝通、朱光潜等著名学者即毕业于此，他们获博士学位的时间均不早于陈立。
　　改革开放以来，陈立教授的桑榆晚景，历经耄耋而到期颐，由于心情舒畅，精神焕发，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工作能力和创新活力，仍能条理清晰逻辑严谨地思维和表述，每日还在书斋勤奋写作、指导博士生和接待来访者，这在全世界的杏坛科苑大概屈指可数，真如苍松腊梅，岿然怡然，成为表率，众人景仰。1997年，中国心理学会将“终身成就奖”授予他；1998年，中国人类工效学会也将“终身成就奖”授予他。事实上，他是这两个学会该项荣誉的第一位获奖者。当然，这也是他的家乡湖南的荣誉和骄傲。
　　陈立，字卓如，前清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出生于长沙与平江县交界的更鼓台，现名三阳乡更新村，祖籍为长沙县金井镇。家无恒产，父亲以制售鞭炮为业。陈立两岁时因山洪爆发，房屋被毀，全家只得搬到平江县城，仍操旧业。陈立5岁丧母，父亲悲伤无已而皈依基督教。陈立6岁入培元小学，lO岁因家贫辍学，外出当学徒，后不满师傅德行欠缺，却反遭斥逐。14岁时得张子谋老师相助，免费复学。16岁毕业，以七省教会学校联考第一名身份升入全国名校武昌博文中学，学杂费全免。当时该校推行国际教育界一个新流派的教育方法，所谓“道尔顿制”，由湘籍教育家、出版家舒新城引入中国。这一方法具有着注重启发、参与、讨论，“教、学、做合一”等特色，但也有着过于放任或流于形式的弊病。不过非常符合陈立的身心发展，不必死记呆背，不必埋头题海，可以博览群书；又因家贫失祜(陈父1919年去世)，买不起英汉字典，全凭“直接法”学习英语，该校多数教师是外国传教士，用外语授课，使他掌握了地道的听、说、写、思功夫，受益无穷。陈立晚年回忆人生经历，感觉中学是他一生最愉快的时期。
　　这要从时代和社会背景来看。他刚升入一年级下期，五四运动就爆发了，科学与民主的思潮，冲破教会的藩篱，强烈地荡涤他的心灵。他参加游行请愿，也参与“科玄之争”(以蔡元培、丁文江、陈独秀等为科学主义一方，同以梁启超、张君劢等玄学主义一方的大论争)，并翻译《科学引论》一章寄往《湘报》发表。后来任《大汉报》副刊的兼职主编，担任学校学生会主席、湖南旅鄂同学会会长，接待过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来校讲演。1922年底，提前参加香港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出色被录取，但无钱入学。次年年底，高中毕业，留校任助教半年，因大学是秋季始业，春季不招生。暑期回长沙老同学欲介绍他见恽代英，以考察入党，等待多时未来。到上海入沪江大学，因超过注册时限，只得先读文科后转理科，在五卅、四一二事件中，他的爱国主义和左倾思想更加增强，还掩护过老同学吴溉之(中共党员，后来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人民空军的创建者之一)。1928年毕业，当时按南京政府教育部规定，外国人办的学校(如教会学校)应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且到教育部立案。这些学校故意虚与委蛇，拖延不办。陈立激于民族大义，放弃毕业证书，以示对校方抗议。回博文中学任理化教师兼教务主任。1930年夏，
　　湖北出了几个官费留学名额，陈立考上第一名，与涂长望(后来是中国科学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等乘火车横越苏联、欧陆，到达英国，入伦敦大学心理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斯皮尔曼(1863—1945)。1931年春假赴比利时学习法语口语。t932年暑假去剑桥大学研究，师从巴特列特学习实验心理学、师从阿德里安(诺贝尔奖获得者)学习神经生理学。1933年7月通过伦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下半年在英国国立工业心理研究所接受工业心理学培训。1934年到德国柏林大学心理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当时希特勒已上台，疯狂排犹、反共、备战，陈立愤而于10月提前结束王作，游历德、法、瑞士、意大利等国后，在水都威尼斯登轮，经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麻六甲海峡回国。
　　1935年中，在上海得到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支持，因为王云五在1930年曾去日美欧考察各国企业的科学管理，一直在国内积极宣传介绍有关知识，商务印书馆以最高稿费付予陈立，写成《工业心理学概观》。这是中国人在这个学科第一本自撰的专著。9月，在清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展开工业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抗战爆发，他南下到长沙临时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组)任教，当时心理系在南岳上课。学校再迁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他未去云南，随中央研究院心理所的唐钺、卢于道、汪敬熙去桂林，并与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这两位大师后来在中国科学院都担任副院长)交好。1938年11月，在桂林与王文锦结婚，育二子一女。1939年9月，在贵州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后来也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借聘到教育系，转入教育心理的教学和研究。1941年加入美国心理计量学会。1942年被中山大学研究院聘为心理研究部主任，两校兼跨，每年各有一半时间在该校任教。1945年7月，与李四光、涂长望、潘菽等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王作者协会(进步组织)。1946年7月以后，去杭州浙大，仍在教育系王作，1948年还在之江大学任教，被选为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浙江分会理事长。1949年，积极迎接解放。6月，军代表林乎加(文革后任过北京市长)接管浙大，陈立是接管小组(9人)成员之一。1951年任浙大文学院院长。1954年，参加中国科普代表团赴苏联考察。1955年任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1956年出席中央宣传工作会议，聆听毛泽东的报告，并列席全国最高政务会议。被教育部评为一级教授。该年夫人王文锦病逝。1957年，与潘菽、曹日昌代表中国心理学界去民主德国、苏联考察心理学。1958年与马逢顺结婚，又育二女。1959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1962年开始招收工业心理学研究生，以后因四清、文革而间断。
　　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1980年，率中国心理学代表团到联邦德国、罗马尼亚、民主德国考察，并出席国际心理学大会，任主席团成员。回国后，杭州大学成立心理系。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负责教育学和心理学组。又由教育部派往大连参加中国美国商业部合办的“管理培训班”讲课。同年杭大获得工业心理学博士培养点资格。任《外国心理学》杂志主编(后改名《应用心理学》)。1982年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开展儿童发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并办讲习班多期。1983年招收第一位博士生王重鸣。与美英交流学术。1987年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研究生司委托，组织修订全国《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担任组长。1988年以后，仍不断出席全国政协会议、九三学社会议，以及继续担任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学科建设方面，其总结性论文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级优秀论文奖。1997年在《心理科学》(第5期)发表的《平话心理科学向何处去》，又引发了学界同仁对心理学发展方向的讨论。陈立历年的著作，还包括国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全书》的撰稿(未出版)，任副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及分卷主编(《王业心理学》)，主著《工业心理学简述》等，以及散见国内外各报刊的数百篇论文和文章(包括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科学学等方面)。1992年出版了《陈立心理科学论著选》，2001年又出版了该书的“续编”。
　　中国的工业心理学研究，始于陈立。陈立的业师斯皮尔曼是著名人类能力心理学家，是世界近代实验心理学开创者，陈立在那里进行了一系列经典的心理物理实验，采用和现代的心理测量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数理统计分析，写成博士论文《感觉阈限和智力活动中的起伏》。原来，他的导师提出智力“二因素理论”，即从所有心智测验中都探测到人们具有“一般的能力”(G因素)，而每一种各别的心智测验还探测到独特的“特殊的能力”(s因素)，斯皮尔曼能借助其发明的“因素分析”方法准确估计每一测验的“因素负荷”。陈立引进并自编10种测验，用于对小学到大学近800名学生的测验和因素分析，结果证明“因素组成随年龄而简化”，40年代又写成《一套智力测验在不同教育水平的因素研究》，批判了业师的“G因素不变”说。被认为是G因素发展研究中的转折点。陈立还得到原剑桥大学心理系主任迈尔斯和柯勒等人指点，进入当时国际上工业心理学的前沿领域。陈立的《工业心理概观》论述环境因素与效率、疲劳与休息、工作方法与效率、工业中之事故、王厂中之组织问题、工作中之激励与动机等问题。书中一节“工业心理与中国”，抒发他的见解：“我们是为人生而生产”，“全民幸福才是我们最后的终的”。“工业心理(学)是一种技术”，使得“用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报酬”。“工业心理(学)对于工业的贡献是用计划(按：指设计、谋划)来管理整个的王业”，例如安排工间休息、减少疲劳、调节采光通风、检测职工分配合适工种、通盘设计组织机构等等。“工业心理(学)是在这纯粹机械化的生产历程中加入人的成分”，指管理者对人的科学分析和合理使用，对人的关怀和爱护。这在当年只能说是科学家善良的愿望。
　　陈立和周先庚(斯坦福大学博士)合作，在清华大学建立疲劳实验室(1936)，测量黄包车夫等工种的疲劳问题，又到沪、杭、锡工厂考察劳动环境的影响，下半年去南口机车厂调查和长辛店机车厂进行“工料与工具的布置”统计分析，为该厂节约了大量库存和经费，成为当时工业心理学研究取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典型案例．1937年又南下，在上海大夏大学(该校已开设“工业心理学”课程)宣讲，去南通大生纺织厂调研，这是清末状元企业家张謇的先进工厂，该厂一般经理人员在国外对这学科有所了解，热衷于“择工测验”，陈立做了一系列设计，将分析式测验(analytic test，仅着眼于动作反应时间)改为更符合实际操作的类比测验(analytical tests)，为保证测验结果的客观性，找南通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作为实验对象，可惜这项研究的有关资料在战争中遗失。陈立进行的研究都有改善职工劳动条件和提高王作效率的双重目的。他对纺纱车间环境条件的研究，有一部分成果写成论文在《气象学报》发表。陈立在浙大教育系讲心理测验，顺便考虑了试卷中选择题正确答案的概率计算，得到配对公式的改正和简化的结果，发表于美国《教育心理学》杂志(1944)，可说处处留心皆学问。
　　解放后，心理学禁区甚多，工业心理学主要探讨前苏联也在研究的劳动心理学(1abor psychology)，即人在劳动过程中心理活动的特点及其规律。陈立在杭州开展对事故分析、细纱工培训、操作分析、工艺流程、视觉疲劳等方面的研究，发表了《细纱工培训中的几个心理学问题》(1956)等论文。六十年代初遵照中国心理学会部署转向认知心理学的实验，如《儿童色形抽象的发展研究》、《色形爱好的差异》等。文痞姚文元以为有“辫子”可抓，挥舞大棒兴师问罪，用“葛铭人”的化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吗》，大放厥词，否认人类心理有共同规律性，否定用实验方法研究心理。陈立奋起抗辩，写了《对心理学中实验法的估价问题》，也在《光明日报》发表，捍卫科学的尊严和论证实验法是研究心理过程的重要方法之一，义正严辞，挫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急先锋姚文元的锐气。这场论争成为文革山雨欲来的讯号之一。后来“四人帮”在心理学界以“葛陈辩论”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线，整个心理学被打成“伪科学”，悬为厉禁，陈立被拟押送全国巡回批斗，后侥幸未行。虽大难不死，研究王作被迫中断十多年。 、
　　这里还有一段趣话：姚文元不学无术，竟然在文章中嘲笑陈立不懂“黄金分割”和“文艺心理学”，其实陈立文章的英文摘要就有golden section(黄金分割)一词，而写《文艺心理学》的朱光潜在留英吋正与陈立同堂听心理学课! 姚文元英文单词都认不了几个却班门弄斧，真是不知高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陈立精神振奋，壮心不已。1979年在全国心理学会议上以《四个现代化进军中的工程心理学》为题，建议开展人机系统管理心理工程、组织系统管理心理工程的研究。1980年中国心理学会成立了工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他作为负责人，身体力行，在杭州大学(现并入浙江大学)设置该专业，招收工程心理学和管理心理学硕士、博士研究生。1982年出版了他主编的全国统编教材《管理心理学》。1983年，该专业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由陈立、朱祖祥和卢盛忠组成考察组，以四十多天时间访问了美英很多著名大学心理学系、工业工程系、职业心理系、管理学院、全国心理学会、及其分会(如工业和组织心理学分会)、人(的)因(素)学会，若干大企业的人因研究部、工效学科研室等，先后与120多位工业心理学家座谈。
　　陈立参考国外的学科分化情况认为，中国的工业心理学主要包括劳动心理学、人事心理学、工程心理学或人体工程学、管理心理学(也称组织行为学)、消费心理学这五个方面，并加以解释：劳动心理学以工作过程和工作环境为主要内容，涉及劳动卫生学和体质人类学领域；人事心理学研究心理的个别差异，通过测验与测量，进行甄选和训练，使人尽其才；工程心理学(或人体工程学)，主要研究人机系统，使机械的设计合乎人的使用要求：管理心理学研究领导品质以及人际关系的社会动力学问题，研究人的动机问题，以提高工作效率，研究需要问题，以满足人的多方面的要求，而使人的个性得到全面的发展；消费心理学首先是市场的调查和预测，通过广告影响消费者，窗饰、布置、包装、销售术等，都是其应用范围．
　　陈立的工作，得到当年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孙友余的理解和支持，1980年，孙在机械部邀集费孝通、杨锡山、凌文铨等专家向干部介绍行为科学和企业管理的关系，还向教育部极力推荐“特别支持(陈立)一下，把它(工业心理学)作为一个重点专业，由中央管起来”．这件事登在张洁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沉重的翅膀》中，因为张洁是孙友余的女友和后来的夫人，所以很了解这些情况。以后几经努力，到1985年成立中国行为科学学会，推选陈立任名誉会长，孙友余为会长。杭大为学会举办企业管理干部的培训班，陈立还提议在企业试验弹性工作时间制，结果证明确实可以提高工效、节约费用等等。可见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工业心理学发展直接促进了行为科学在中国的成长。
　　陈立认为：“古代中国曾是世界心理学思想最早发源地和丰饶产区之一。”确实，中国历代思想家对心理问题有不少深刻论述，如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王充说：“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神灭论》)李时珍说：“脑为元神之府．”(《本草纲目》)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也。”王夫之解释过“习与性成”。朱熹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韩非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这一论断更是管理心理学的基本命题之一。
　　中国近代思想家也关注心理学。如王国维在1907年翻译出版霍夫丁的《心理学概论》，蔡元培去德国留学曾亲聆冯特讲课，学习心理学实验法。孙中山专门写了《心理建设》和提出“知难行易”命题。20世纪湖南最杰出的心理学家，首推萧孝嵘(1897-1963)和陈立。萧孝嵘是衡阳县人，美国哥仑比亚大学心理学硕士(1927)，到德国研究格式塔心理学(完形心理学)，并将它介绍到美国和中国。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1930)，曾任中央大学心理学系主任。他对工业心理学也有研究，特别是人事心理学和《军事心理学》(1946)。可见湖南学者总是把应用放在重要地位。
　　至于陈立的业师斯皮尔曼，《泰晤士报》在其逝世悼文中有“他在心理科学的伟大人物中，占有一席不朽地位”的评语。陈立认为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但在学术界“始终为人误解，终身郁郁”。．因为他在门阀思想浓厚的保守主义英国，既非出身伊顿、哈罗公学(中学)，又非牛津、剑桥学士，早年从军于役非洲等地近十年，后又去德国莱比锡师承冯特。到43岁才完成学业，获博士学位，可谓大器晚成。所以他在英国的大学，靠的是真本事去与学阀们寸土必争。加之英国大学宗教气味极浓，宗教徒认为心理现象岂可实验(实验讲唯物因而反神学)，因而不设心理系，直至斯皮尔曼奋斗20年才推倒这重障碍．61岁当选皇家学会院士。起初他用的数理统计方法高深莫测识者不多，后来美国心理学者用矩阵和布尔代数来表达，竟又对他反唇相讥。英国还有一位数理统计大师皮尔逊(数学家)因性格古怪，对斯皮尔曼不但不惺惺相惜，反而文人相轻，同室操戈。以后还有若干半瓶醋式的教授，看不懂参不透他的玄机，竟然桀犬吠尧，蚍蜉撼树。陈立对学术界个别人这一反常现象，表示深深愤慨。但并不为尊者讳，事实上，陈立的研究成果，就对斯皮尔曼的结论作了很大的修正和改进，也对其写过若干批评性的文字。真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当然，这与个别人的恶意中伤是有本质区别的。
　　陈立回忆，他初到英国，拜访原博文中学校长丁克生(英国人)，丁氏推荐他去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丁的母校)。当时尚未开学，就到一所中学代课，由于他在博文中学教过数理化等课程，大受英国学生欢迎，伦敦市督学听课，夸他是个“天生的教师”。斯皮尔曼对陈立也非常关怀器重，要他注册攻读Ph．D(按：即哲学博士。国际上的理学博士通常都授这一学位)，但门槛较高，资格考试规定：理科的外语要考德语和法语，而文科要考希腊语和拉丁语。当时陈立面临的情况是，倘若严格按“哲学”分类，就要考文科外语：不过他学的心理学专业又属理科，也可以等待文科外语考试之后再递交申请表，无形中便绕过这一难关。斯皮尔曼考虑陈立是东方人，想减轻他的外语负担，但陈立毫不示弱，毅然先参加文科荣誉学位考试。斯皮尔曼不愧是心理学家，当即表示鼓励：“该项考试难固难矣，然汝视之，值儿戏耳，不用介意。”结果陈立没有辱没师门，也为中国学生争得荣誉。至今，伦敦大学还尊崇他为荣誉学位校友会会友，每年由校长发专函邀请参加校庆活动。
　　陈立在师门的研究，要做9个实验，找129名实验对象(少年儿童)。陈立在伦敦人生地不熟，要找这么多志愿者本是一大困难，不料又迎刃而解，因为他代课的学校，师生对他印象极好，都自告奋勇参加。
　　陈立的博士后研究经历也很有意思。当时国际工业心理学的权威之一迈尔斯看中他的才气，免收昂贵培训费，让他参加工业心理咨询培训和参观访问各工厂，还在伯明翰一家电话机厂实习。陈立实习中写了6个研究报告，同去的一位牛津大学毕业生连一个报告也做不去，陈立就送给他一个。其他5个报告交给迈尔斯，都得到赞许，列为案例存档。其中一个关于钻头的案例(论文)，还发表在英国工业心理研究所的《人的因素》月刊上(1933年)。这可以说是中国人在国外发表的最早的地道的“人因工程”研究论文。我国最近十年才在一些工矿企业推行“人因工程”。朱铬基主编的《管理现代化》(1983年出版)是解放后最早介绍“工业工程”(含人因工程)的著作，可见陈立在这方面的先驱地位。
　  陈立回国初期的研究，在工业疲劳实验室的建设中，周先庚以代理系主任身份倾力支持，将全系一年的经费(5干元)全数交付他使用。到南方调查，又由原清华校长周贻春(经济学家，时任职中央银行)向各大公司企业作介绍，如永安公司(纱厂)的郭乐等大老板都予以接待，一些厂长们是留学生，懂得科学管理的重要性，能够采纳他的意见。他到长辛店机车厂研究，皆因为那里是“万国机车博览会”，当年各资本主义国家分别控制中国铁路路线，各自采用它们的车辆设备，造成机车修理厂必须购置各国设备和零部件，品种繁多，不计其数，使得他的统计分析派上大用场。
　　陈立在解放后担纲筹备心理研究所，与华罗庚担纲筹备数学研究所一样，两人各占一室，房门相通。陈立在浙江大学发起成立杭州市新教育研究会，他被选为主席，理事(6人)有苏步青、孟宪承等，候补理事有王淦昌(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俞子夷(教育心理学家)等。当文学院院长孟宪承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就由陈立接任院长，带领师生去皖北五河参加土改，同去的还有著名作家曹禺。回校前听说教育部部署进行院系调整，浙江大学被改为工科大学，陈立等人觉得不妥，连夜赶往上海反映意见，通过华东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兼统战部长吴克坚转给在京负责此项工作的舒同(后任山东省委书记)信件，舒同半夜给林乎加打电话做师生思想工作。现在回头看，当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确有一刀切的毛病，以致最近几年一些大学又纷纷合并了。
　　陈立小学时的密友如喻寄浑、吴溉之等很早就参加革命，但他们都劝陈立专心理工学业，因为他们准备为革命献身，却希望保护陈立将来取得科学技术的成就为国献力，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怀! 陈立以后深深体会到这一点。潘菽(原名潘有年)也是中共老党员，其堂房兄弟如潘汉年、潘梓年都是白区工作高级干部和著名文化人。潘菽1955年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院士)。陈立认潘菽为“亦师亦友的同道”，私交最为莫逆，两人负责中国心理学会工作，亲密无间。潘菽是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陈立追随他而参加学社：潘菽力促陈立加入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后的1979年，陈立终于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得偿两人的宿愿。
　　陈立早年的助手，有好几人都成为生理学方面的院士，至于水平资历及国际声望与陈立相仿的朋友，本文前面提到的不少名字，他们一般也是资深院士。而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经坎坷，待到河清海晏，已是青黄不接，老成凋谢。陈立作为硕果仅存(既论资历又看晚年的精力和新贡献)的少数元老，且在心理学科中是最接近工业现代化这一经济主导领域的识途老马，1980年(即陈立78岁时)，由潘菽和贝时璋(生物学部委员)推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也是20年来首次扩大院士阵容，当时全院院士平均年龄为75岁，于是规定新院士的最高年岁限为74岁!陈立遂被拒之门外。从来君子安贫，达人知命。他承认：“坦白地说，这对我当然是个失败，但心理学这样一个重大领域，在新中国竟无一名院士，这不能不算一个大缺陷了!”我们想，今后应当不会再发生这样的历史错位吧。

      参见心理学家陈立先生纪念馆：http://mem.netor.com/m/jours/adindex.asp?boardid=52092&joursid=47560。

     “心理学家陈立先生纪念馆” http://article.netor.com/m/jours/adindex.asp?boardid=52092 中多篇文章论及陈立教授的成就与长寿之道，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