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王茂荫这个历史人物，始于1981年，我当时在安徽师范大学学习，是通过学习《资本论》而了解到的，从此引起了我的注意，而研究王茂荫，是在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以后。在研究王茂荫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士的关心和帮助。20世纪70年代后，研究王茂荫首功当推陈平民先生，他是当时研究王茂荫最有成就的人之一，他的研究王茂荫的论文获得安徽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是我研究王茂荫的领路人之一。而作为我研究王茂荫的资料和线索的提供者当为王自燮先生。1993年10月，时任安徽省黄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的陈平民先生带我拜访了王自燮先生。王自燮先生时任黄山市政协副主席，作为王茂荫的元孙，生前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他热情地给我介绍他所了解的王茂荫家族的沿革史、文化大革命期间王茂荫墓地被毁和王茂荫资料散失等的情况，并命其长子王小士先生将自己所藏的有关资料全部拿出供我复印、抄录使用，对我充满信任、希望和进行王茂荫研究的感激，至今，他的音容笑貌仍然留在我的心中。以后，我又利用机缘到黄山数次，有得以造访王自燮先生及其家人，还根据王自燮先生和家人的介绍、引线，使我先后接识了王茂荫的直系后裔和旁系后裔况王自力先生、王桂芳女士、王淑芬女士、王自云先生、王成荫先生等，他们都向我提供了家藏的宝贵资料，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他们中有的为我复印资料多达数百页，有的只要见到哪怕是星星点点的材料，都及时搜集邮寄给我，等等。

 我前后三次见到王自燮先生，他给我的深刻印象第一是简朴，按照他当时在老街西头的一个居所，房舍陈旧，室内陈设极为简单，似乎与他作为市政协副主席的身份不符，甚至连一个寻常百姓家也不如；第二是思维敏捷但话语不多，和蔼中带有一种淡淡的，又可靠可敬的感觉。我每次见他均在两个小时左右，尽管他见我时身体都不是很好，但谈到祖上王茂荫，就感兴奋。特别是第二次，他让其子王小士先生将家中所藏王茂荫的遗存材料全部取出，我们一起鉴别，讨论，他给我详尽介绍这些材料的来源，并让我全部复印使用。还给我提出研究王茂荫的意见和建议。

由于我的特殊经历，使我研究王茂荫的工作是断续的，王自燮老人在以后我打给他的多次电话中表示，在看了我寄给他我发表的论文后，一方面很是高兴，一方面又希望我能尽早编出王茂荫的集子和写出研究王茂荫的专著，但他两个希望都没有在他生前实现。对于我来说，限于条件，实在是一种没有办法的辜负，只有请他在冥冥之中原谅我了。遗憾产生的愧疚可能更常常使我们去怀念先人吧！

先生去世后，我当时因军务在身，只得委陈政先生代献花篮一个，遥祭老人！

 我还要说的是，我见到诸多王茂荫的后裔，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都秉承了王茂荫的家训和遗言，正直纯朴，诚信可靠。为官的，清正廉洁；为商的，取财正道；为学的，勤奋努力。据黄山的许多同志告诉我，王家的这种家风不仅在家族中遗传下来，而且影响到世风。如王自燮先生在世为官时，秉承王茂荫的清廉之风，致使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下级都受到影响和教育，从而效仿他的为人处事。

    我还要说的是，王自燮先生纪念文集的编辑是一件功德之事，本欲好好作笔，奈近期教育部即将来单位评估，未能静下心来谋篇，只得搜筴，将原给《中国档案》的原稿发来，一方面纪念王自燮先生逝世   周年，一方面纪念我国近代走向世界经济思想界的第一人王茂荫！

（《中国档案》编者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680多个人名，其中唯一的中国人只有王茂荫，而且是在注释中提到的。这是怎样一个人，他有着什么样的思想和事迹？中国的一位学者在1981年得知此事后，沿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这条注释，开始了漫漫的追寻之路。）

1978年，我考入安徽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其中一门课程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授课的是吕安琪老师。我注意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146-147页作了一个标号为（83）的注释。老师特别介绍说，注释中提到的“王茂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他是距安徽师大所在地芜湖不远的皖南歙县人。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尽管我的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发生了几次变化，但我对王茂荫这个历史人物的追寻却是执著又执著。从开始接触“王茂荫”这个人名到研究王茂荫历时已有20多年，曾经五到王茂荫的家乡――安徽歙县杞梓里、义成等地走访王茂荫后裔，搜集第一手材料，遍寻王茂荫在京城宣武门外大街、玉清观、通州等旧居地，多次到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搜集资料，拜访专家，……可谓费尽心机，其甘苦只有自知。平生小目标之一，就是出一本《王茂荫全集》（尽管不可能“全”），写一本研究王茂荫生平和思想的著作，目前的工作还仅仅是个百米跑中前50米。

追寻一：马克思是如何将王茂荫写进《资本论》的？

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号子怀。清道光十二年中进士，先后任道光朝主事、员外郎；咸丰朝陕西道监察御使、山西道监察御使、礼部给事中、兵部给事中、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兵部左侍郎；同治朝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作为言官，王茂荫在任职期间，不断向最高统治者——皇帝谏言，为巩固封建统治出谋划策，其思想主要体现在《王茂荫集》中。

学术界普遍认为，王茂荫的货币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也正因此，在1864年出版的德文版《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3章中，当马克思在谈到货币或商品流通，论述“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问题时指出：“这种纸币是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而信用货币产生的条件，我们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还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不妨顺便提一下，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为此，马克思作了一个注释，专门提到了王茂荫关于“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的观点：

“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４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卡尔· 阿伯尔博士和 F·阿·梅克伦堡译自俄文，1858年柏林版第１卷第54页）”

那么多中国人，为什么马克思单单对王茂荫发生兴趣，将他一人写进《资本论》？期间过程是怎样的？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我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实际上早在1950年，我国就有一位名叫谭彼岸的学者在《岭南学报》第12卷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资本论中的王茂荫”问题》，他在文中建议当时的苏联史学工作者考证一下这个问题。

做学问要刨根问底。既然马克思是根据卡尔· 阿伯尔博士和F·阿·梅克伦堡的译作而提到王茂荫的，而卡尔· 阿伯尔博士和F·阿·梅克伦堡的译作又是根据俄文资料翻译而来，那么，俄文资料原文是怎样的呢？从1992年起，查阅这篇俄文资料的原文便成了我的一个自拟任务。我决心沿着这条线索首先澄清这个问题，但我不懂俄文，又没有出国机会，即使出国，又怎么一定能到俄国去？尽管不查阅也可以根据二手资料进行研究，但总觉得最好还是能见到原文。我利用各种机会设法到过国内许多地方查阅，惜均无所得，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一定能得到该文俄文的原文。好在该俄文之有无并不太影响我对王茂荫这个人物的整体研究，所以我一边研究，一边等待机会搜集和查阅那篇俄文。期间经历了很长一段既痛苦又愉快的等待时间。

老天不负有心人，机遇终于出现了。1998年12月20－23日，我（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蚌埠坦克学院教研部副主任）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调研，在和该院同志交谈中，得知该院何英玉同志正在俄罗斯普希金语言学院学习。因为都是军人，我冒昧提出让何代查该俄文资料。洛外同志说这是“小菜一碟”。出差回单位后不数日，我就收到了小何的信件和电话。以后，我又将所需俄文资料出处的线索和可能藏有该资料的单位写信给何。一天晚上，我接到何的来电，告诉我她数次到俄罗斯国内多家图书馆查找该文，最后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查到刊载有关王茂荫材料的《俄国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的经过。她还告知，经她翻阅，该《集刊》的各篇文章的内容都很有价值，问我是否一起要。我激动不已，连说：“好!好！”因为我早就知道这套书的价值，只是没想到何与我素昧平生，为我的这件事这么上心。

1999年春天，我收到了何辗转寄来的一纸箱材料，即全部《集刊》共数百页全文和其它相关资料。我先请本校俄文教师张琨翻译了直接和王茂荫有关的《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一文，根据此文撰写了《马克思将王茂荫写进<资本论>的来龙去脉》，应约发表于2000年7月12日《中华读书报》。该文对王茂荫被马克思写进《资本论》的经过做出了结论：“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第13班的修士大司祭巴拉第从清廷邸抄中搜集到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然后交于其下属人员叶夫拉姆皮译成俄文，并由巴拉第编入《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第三卷，该卷于1857年出版，1858年德国人卡尔· 阿伯尔博士和Ｆ·阿·梅克伦堡将《论著集刊》前三卷选译出版了德文版《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马克思就是根据德文该书了解到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的，从而有了那个标号为（83）的注释，也从而使王茂荫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马克思为什么要将王茂荫写进《资本论》这个历史迷案终于有了铁板钉钉的解答，这一点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

追寻二：王茂荫的著述知多少？

我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就开始关注和研究王茂荫生平及其思想，经过十几年时断时续的研究，越来越认识到：研究历史人物及其思想，必须搜集第一手材料，特别是要搜集并研究其本人留下的文字和实物材料，其中应当包括历史人物的所有著述材料（如奏折、诗词、信函、日记等）、背景材料、以往研究历史人物的材料、实物材料（如旧居、逝者使用过物件）等。研究这些材料，就是后人对所研究对象生平和思想的解读。为了深入研究王茂荫，十几年来，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陆续搜集到已经刊刻、出版的《王侍郎奏议》，以及一批未公开发表过的王茂荫遗稿和与王茂荫相关的文字材料。在经过鉴别、点校整理后，编辑成《王茂荫集》，达42万字，承蒙中国档案出版社于2005年6月出版，使研究王茂荫的材料丰富起来。

王茂荫作为清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一位重要言官，最能代表、集中体现他思想的著述是《王侍郎奏议》。我见到过此书的3个版本。分别为光绪十三年（1887）刊本、光绪二十五年（1899）刊本和1991年12月安徽省黄山书社版本。我起初研究王茂荫主要是依据这3个版本，但对照阅读发现，三者之间有一些误差，细细品辨，有的是排版检字（指铅印）错误，有的是校核不准，有的是句读失准。为此，我以1899年刊本为蓝本，参校1887年刊本，特别是参校和吸收了1991年版本的点校成果，几经反复，最后编成《王茂荫集·上篇·王侍郎奏议》，共11卷103篇奏折，约12万字。我只能说，这部分内容多多少少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搜集整理王茂荫著述资料，我先后得到安徽省黄山市陈平民、刘伯山、翟屯建、陈政等专家学者的帮助；得到王茂荫的元孙王自燮先生、王自力先生，元孙女王桂芳女士、王淑芬女士，王茂荫旁系后裔王自云先生、同族后裔王成荫先生的大力支持；还得到学术界许多专家学者的无私支持，他们或赠送原件、或帮助复印材料、或带我走访有关人士，使我搜集到一批王茂荫的遗折、诗词、信稿、家训遗言、课稿和其它一批反映当时社会经济情况、宫廷斗争情况的珍贵史料。利用工作之余我陆续对这些材料进行鉴别和点校整理，编纂成《王茂荫集下篇·王侍郎遗稿》和《附录》部分，这两部分内容绝大多数为未曾公开发表的材料，达32万字，是研究王茂荫思想不可或缺的史料，从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窥见王茂荫的心路历程。

追寻三：王茂荫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1995年夏天，笔者访问时任中国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周绍泉研究员。谈到王茂荫，他问：“如果马克思没有在《资本论》提到王茂荫，我们现在会研究王茂荫吗？我们会发现他的杰出思想吗？他的影响会有现在这么大吗？”在此之前，笔者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根据自己所搜集到的文献、口碑和实物史料，对王茂荫的一生展开了全面研究，并将他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徽州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下进行全方位研究。我的看法是：论官职，王茂荫不是很高，在位时为从二品，去世后才追封一品；论著作，王茂荫的著述不是特别丰富；论名气，王茂荫似乎并非特别有名，但他却是一位十分杰出的历史人物，仅以两点就足可说明。

第一，王茂荫的货币思想是我国近代货币思想史上的最高成就。王茂荫为官，以在户部（主管户口和财赋的中央政权机构）任职时间最长。1853年，他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成为清朝廷财政方面的高级主管官员之一。在他任职时期，清朝廷财政十分困难，处在危急存亡之秋，清朝廷为此便将中国封建时代所曾用过的各种通货膨胀措施如滥发钞票、铸造大钱等，都一一付诸实施，这实际上无异于一种饮鸩止渴的政策。它不仅给广大 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使国民经济更加凋敝混乱，而且使国家财政状况更加恶化，财政危机更为严重。

为了“救弊”，王茂荫提出《再议钞法折》货币改革方案，受到皇帝申斥。

    《再议钞法折》主要内容包括四项建议：允许钱钞兑换现钱(制钱)；允许银票兑换现银；允许各商店用钞换银；允许典(当)铺款项出入搭用钞币。后两项是在商人同商人、商人同顾客的往来中扩大钞币的使用问题，前两项则是关于持钞人同国家的关系问题，而前两项是整个方案的关键部分。他说，所以考虑采用兑现的办法，是鉴于“市行钱票与钞无异；而商民便服者，以可取钱也”。这里所谓“市行钱票”，指的就是由私人钱庄、银号等发行的银行券性质的票据，而“钞”则是指国家发行的纸币。 

    王茂荫不了解，国家发行的“钞”和私商钱庄、票号发行的“市行钱票”，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东西。王茂荫要使国家发行的“银票”（银票由官府发行，所以也称“官票”）、“宝钞”等像“市行钱票”一样随时允许兑现，就是企图“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或者说是企图暗将凭权力流通的国家纸币转化为凭信用流通的银行券。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以提到王茂荫的建议，就是要说明国家纸币和信用货币不同，而王茂荫是不了解这种区别的。但王茂荫货币改革的出发点是利国而不累民，反对实行通货膨胀政策；重视商人在货币改革中的作用。这种思想被后世专家学者们认为是中国近代货币思想史上的最高成就。

　 　第二，王茂荫是我国近代史上罕见的正官、勤官、清官，因而受到时人和后人的赞扬和尊敬。

王茂荫虽为封建高官，但他却忧国忧民， 凡关国计民生得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胆谏议，甚至敢于直接向皇帝指出过错。如1855年2月29日他上《请暂缓临幸御园折》，劝咸丰帝在“国计艰虞，民生涂炭”之时，“忧勤惕厉，宵旰勤劳，不暇有事于游观”。为此遭受咸丰帝严厉指责。王茂荫主张发行可兑现货币，反对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以使商人和老百姓避免遭受更大经济和社会的震荡；极力主张反对外国侵略，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极力主张“治国之道，用人尤重”等等。他忠于职守，被时人奉为楷模。去世后，《清国史》中记载咸丰帝对他的评价：“廉静寡营，遇事敢言，忠爱出于至性。”与他同时代的方宗诚称赞他“立朝清直，有古大臣之风， 出处进退一准乎时义之当。”

作为勤官，王茂荫识量宏远，寓浑厚于精明，处事以虚心，必求洞悉原委。办事以实心，不肯稍事因循。无论个人进退如何，均能以国家大事为重，恪尽职守。办理部务矢慎矢勤，不敢苟且迁就。他前后给咸丰、同治皇帝上了一百多个奏折。他曾说：“我之奏疏，词虽不文，然颇费苦心，于时事利弊有切中要害处，存以垂示子孙，使知我居谏垣，蒙圣思超擢，非自阿谀求荣中来。”

作为清官，王茂荫生活极其俭朴，史料中记载“性清淡，寡嗜欲。京宦三十载，恒独处会馆中。自本简约，粗布粝食，处之宴如。”“公余之暇，手一卷自娱，京宦三十年，未尝携眷属。”晚年告老还乡，两袖清风，因杞梓里旧居大部毁於兵燹，只在歙县南乡的义成村买下朱姓旧房定居。王茂荫一生严以责己，对儿辈管教甚严，次子铭慎曾一再北上照顾他的生活，王茂荫则令其读书，不准干预外事。他说：“我以书籍传子孙，胜过良田百万，我以德名留后人，胜过黄金万镒。自己不要什么，两袖清风足矣。”王茂荫洁身自好，却热心助人，浙江淳安的王子香是他的启蒙老师，后其家贫零落，王茂荫遂将其子招来加以勉励，每到年终必邮金资助。对同僚中的孤苦者，亦按时给以生活上的接济，岁以为常。家乡修祠宇、铺道路、建堤造桥诸事，无不鼎力支持，至今在家乡杞梓里仍然流传着王茂荫当年用义赈的办法兴修水利的佳话。

1865年7月王茂荫逝世后，葬于歙县岑山渡村后面的半山中，墓在文革中被毁，现仅存两个砖窟，砖窟内被人放置柴薪。从墓制来看，与其官职相较，显得十分简易。王茂荫在原籍病故后，乡贤、朝臣送来挽联颇多，均给予高度评价，其中曾国藩的挽联是：“七旬耆宿九列名卿谁知屋漏操修尚同寒士；四海直声卅年俭德足令朝迁悲悼何况吾曹。” 李鸿章的挽联是：“直节誉丹毫从此朝廷思汲黯；清风高白岳可堪乡里失袁修。”王茂荫为官自律的行为和品质， 即使在今天也不是每一个为官者所能做到和具备的。

　　王茂荫因其思想杰出而走进《资本论》，也因《资本论》进一步走向世界。同时由于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王茂荫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他鲜为人知的事迹不断被揭示，他在腐朽的封建制度下保持其为官的优秀品质更为时人和后人称道。

（这是篇旧文，是应编辑部之约而写，发表在《中国档案》2006年第9期上，最近在整理《王茂荫研究》书稿时，想到王茂荫的后人王自燮先生，现搜检出本文，以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