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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服务技术市场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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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国忠1 林耕2 张海波1 邓茂1
[本文发表在《中国医药技术经济与管理》 2009年 第06期第11-18页，2009年6月]
摘 要：近年来，国际大型制药企业纷纷将新药研发业务外包到中国，推动着我国研发外包服务产业的发展。北京市作为国内科技资源和高技术人才比较集中的地区，也成为国外大型制药企业、研发机构选择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或寻找合作伙伴的首选。本文根据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登记的涉外合同数据库，分析了北京市医药研发外包行业的现状、特点、优势领域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生物医药；研发外包；CRO；技术市场；产业联盟
目前全球医药研发投入逐年递增，批准上市的新药数量却呈现递减趋势。基于开发新药越来越难，加上市场竞争和药品价格限制等不利因素，为降低研发成本，许多大型制药公司将研发转移至低成本国家。在国际制药企业将药品生产转移到我国之后，这些企业也开始在中国进行研发业务的外包“试水”。北京凭借丰厚的科技资源与人才储备，研发外包服务业迅速成长，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1 北京地区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业的现状
北京作为全国创新中心，拥有领先的科技资源和丰富的临床资源，具有一批拥有独特技术的研发服务机构和相对集中的药政管理系统，发展医药研发服务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中国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迅速发展的地区之一。
1.1 北京医药研发服务业概况
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北京的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收入已超过50亿元。北京在药物临床试验服务、药物临床前研究服务、新药开发与转让服务方面已形成规模，分别占25%、20%和25%的份额。但实际上“外单”收入约为10亿元，可见主要还是为国内的企业提供服务。
1.2 北京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服务联盟
1.2.1 中国生物技术外包联盟（ABO）
2005年9月成立了国内第一个专注于生物技术外包服务的组织—“中国生物技术外包服务联盟”（简称ABO）。通过资金整合、品牌共享、联合营销，实现“同一世界，统一标准”，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系统解决方案。已形成基因组相关技术、抗体及蛋白相关技术、药物安全评价、化学合成与制剂研发、城市新发传染病快速反应体系以及内部支撑平台等六大技术解决方案。目前联盟成员已有30多家；固定资产10.8亿元；实验室总面积达11万平方米；拥有5个已通过国际AAALAC认证的实验室、7个GLP实验室、6个GMP车间以及2个正在申请美国FDA认证的生产车间；拥有超过2700名的高端人才；联盟2007年服务收入达3亿元，2008年销售总额达5亿元，其中国际订单占38%。
1.2.2 北方抗体产业联盟
2007年5月成立的国内第一个抗体服务联盟—“北方抗体联盟”，实现了从抗原制备到大规模培养表达的集成服务，完善了抗体技术解决方案，实现了资源共享，从而成功搭建出了一条完整的抗体研究产业链和服务链。联盟首席科学家陈志南教授研制的我国第一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抗体类药物—美妥昔单抗注射液，成为联盟第一个实现产业化的成果。美妥昔单抗注射液作为全球首个用于治疗原发性肝癌的单抗导向同位素药物，其多项研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1.2.3 中关村CRO联盟
2006年7月成立的“中关村CRO联盟”，标志着京城生物医药科技企业承接国际研发外包订单，从过去的单打独斗、散兵游勇，开始走向分工合作、协同作战。目前有30多家理事单位，代表了中关村科技园区及北京地区生物医药研发和生产的实力。联盟围绕生物医药产业链中的主要环节，以骨干企业、院所为核心，建立相对独立、相互关联、互为补充的合作链、资源链、产业链统一协作的运营模式，推进中关村科技园区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2 北京医药研发外包服务技术市场分析
2.1交易总量
从登记合同统计结果来看，无论是服务合同数量还是成交合同金额，北京地区自2002年至2008年医药研发外包服务呈现显著增长趋势，从2002年的13项合同上升到2008年的49项合同，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4.75%；从2002年的350.78万元增长到2008年的2.75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06.91%。其中在2005年出现一个发展缓速区，可能与整个国内医药行业大环境不景气有关。见图1。
2.2 技术流向
北京地区医药外包服务机构服务委托方国家分布具有集中性与随机性相结合的特点。其中，美国、丹麦、瑞典、韩国和日本为主要的委托方所在国。见图2。
图1 2002-2008年外包服务走势图 图2 2006-2008年外包技术流向分析图
2.3 服务模式
研发外包的服务模式有：合作开发；技术秘密转让；委托开发；生物、医药新品种权转让；一般性技术服务等几种类型。从成交合同金额来看，北京地区医药领域研发外包服务模式以“委托开发”为主，2002-2008年走势呈现锯齿状上升，从2002年的277.38万元增长到2008年的2.29亿元。见图3。
2.4 合同类型构成
合同主要分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几种类型。鉴于委托开发成为北京地区医药技术研发外包的主要合作模式，技术开发类合同顺理成章成为主要的登记合同类型。见图4。
图3 不同外包服务模式分析图 图4 外包合同类型分析图
2.5 知识产权类型
从知识产权类型分析，涉及发明专利的研发服务很少。换言之，境外委托方并未将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核心专利技术开发活动移至北京地区的研发外包领域，而是采取了技术秘密的形式。
表1 2002年-2008年北京地区医药领域涉外登记合同知识产权类型分布情况 数据 年份 合同类型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总计 成交金额(万元) 发明专利 0.00 0.00 31.90 0.00 0.00 0.00 0.00 31.90 计算机软件 0.00 34.49 0.00 0.00 0.00 0.00 0.00 34.49 技术秘密 92.38 1656.91 8741.10 1879.44 12725.46 9057.03 14067.80 48220.13 生物、医药新品种 0.00 200.00 655.60 247.92 0.00 608.66 10615.39 12327.57 未涉及知识产权 258.40 156.92 188.25 267.87 872.18 1107.68 2847.23 5698.53 成交金额汇总(万元) 350.78 2048.32 9616.86 2395.23 13597.64 10773.37 27530.41 66312.62 项数 发明专利 0 0 1 0 0 0 0 1 计算机软件 0 3 0 0 0 0 0 3 技术秘密 3 14 16 15 23 22 21 114 生物、医药新品种 0 1 2 1 0 5 8 17 未涉及知识产权 10 9 18 3 4 22 20 86 项数汇总 13 27 37 19 27 49 49 221
2.6 技术交易主体
从合同金额角度分析，作为技术买方，境外委托机构大多为企业法人机构。需要留意的是，从登记合同数量角度分析，近四年来外方在中国开设的机构代表境外母公司承担一部分研发服务发包工作。见图5、图6。
图5 买方合同成交金额分析 图6 买方合同成交数量分析
从合同金额角度分析，作为技术卖方，外商投资研发机构成为主要的外包承接方，与内资机构相比占有绝对优势。另一方面，从合同成交数量分析，内资企业所承担的研发服务项目与外资企业水平相当，外资企业近三年保持着更具优势的增长态势，此外，科研机构与大中专院校成交项目数量不多，近三年连续少于10项，成交合同金额较低。见图7、图8。
图7 技术卖方分析（成交金额） 图8 技术卖方分析(成交数量)
3.1 临床试验服务
北京拥有药品临床研究基地42家，排名全国第一，占我国14.3%的份额。涵盖了临床全部治疗领域，这为北京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北京还拥有一批专注于提供药品临床试验咨询服务的公司，如依格斯、精诚泰和等，通过其熟悉国内外药品注册审批流程和标准以及与临床医院良好的合作关系，能为国内外客户提供服务。
3.2 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
我国从事药物安全性评价研究机构超过84家，其中27家通过SFDA的GLP（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认证。北京现有药物非临床安全评价中心8家，5家已通过GLP认证，2家已通过AAALAC认证，还有1家正在开展AAALAC认证工作。2007年北京上述5家机构共承担实验项目251项，其中境外委托试验项目为20项，均位居全国各地区首位。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全年完成122项试验项目，排名全国各机构之首。
3.3 基因组技术服务
北京现已形成了基因测序平台、基因分型平台、生物芯片平台、蛋白平台及生物信息平台，能够提供基因测序、基因分型、基因合成、基因芯片、蛋白质质谱、基因功能研究、基因靶点筛选等以大规模测序和信息分析为核心的基因组技术服务。目前测序能力达到每日5000万碱基，测序结果可在48小时内提交，测序质量一次合格率达到85%，最终合格率达到90%，高于市场同类水平。
3.4 抗体和蛋白相关业务
北方抗体产业联盟专注于抗体外包服务，可提供从抗原制备到大规模细胞培养表达集成服务。从基因片段到单克隆抗体的成功制备仅需60天，制备速度、抗体质量及成功率均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目前，该联盟正在筹建国内第一条符合FDA标准的抗体生产线，抗体的批次产量将达公斤级，预计年产值达2000万美金。
4 研发外包服务业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4.1 创新机制存在缺陷
传统的科技机制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产权不明，利益不均，责任不清。机制改革需遵循以下原则：坚持国际化、市场化、商业化、标准化、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目的都是为使创新体系走向良性循环的道路。
4.2 政策法规不健全
国家《新药注册管理办法》规定Ⅰ期临床采取审批制，时间为6个月，但实际上长达12个月甚至两年；在国际上，美欧采取报备制，30天后如药监部门无异议则可以开始临床试验；其他亚洲国家如印度等也已经修订法规，向美欧靠拢。我国的审批制度，使得国际订单转向其他亚洲、东欧国家。
4.3 科技资金扶持力度小
我国科技政策和基金等各种资源的分配权长期掌握在学术界手中。然而对产业化的研究很难体现学术水平，很难产生高水平论文，且产业化的投入远大于学术研究，所以我国有限的科技资源对产业的支持长期不足，难以与国际接轨。几乎所有主要的合同研发、合同生产企业均是留学人员带着技术、资金和客户回国创立的，而他们得到的国家科技资源很少。
4.4 人才引进难于登天
对于产业化中高端的领军之才，一般只能从美国、欧洲等生物技术先进的地方引进。尽管国家对外籍人才有相应的政策法规支持，但聘用的外籍研究人员，即使持有专家证，都遇到了不少困难，如签证、子女入学、就医等都有一定的障碍。对于外地招募的中高级员工，也面临着户口的困扰，尽管相关方面有政策，要取得本地户口，手续繁杂，难于登天。
4.5 高新技术企业认证举步维艰
部分研发外包企业成立不到3年。一般在前一两年申请专利，但获得授权还需数年，容易被划入没有核心知识产权的企业。研发外包服务企业的技术力量和高新程度都非常高。商业秘密、商标、著作权等都是“知识产权”，而生物制造技术一般采取“商业秘密”来保护，不适合申请专利。科技部对“高新企业”的现行定义使得很多研发外包企业无法获得“高新”认证。
5 对策与建议
5.1 积极营造产业发展环境，加强对研发服务市场的引导
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导下，对医药研发服务机构应放宽限制、鼓励发展、扩大规模。加强对市场的培育，制定合理科学的政策扶持措施，优化投资环境，扩大吸引力。建立高度法治化和规范化的市场体系，鼓励企业向社会融资，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医药研发服务机构是壮大医药研发服务队伍的必由之路。整合资源，拟定研发服务业发展目标，明确重点支持领域，从资金支持、制度保障和环境建设等多角度推动研发服务业的发展。
5.2 提高服务标准，增强知识产权保护
积极加快与国际标准的接轨，加紧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和服务规范制定，加强标准的宣传贯彻力度，强化行业的标准化意识，按照国际标准来组织和管理研发服务业务，是提高我国研发服务水平的必由之路。尊重知识产权，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该领域的立法与实施工作，严惩侵害知识产权行为，切实保护发包方的合法权利。此外，也要打击一些跨国公司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我国技术机密的问题，保护我方的知识产权。
5.3 盘活科技资源，发挥集群效应
通过组建联盟、建立研发服务基地、成立行业协会等措施整合各企业的技术优势、规范行业行为、建立健全医药研发专业服务体系，打造核心竞争力，改变目前散点式研究模式以提高我国整体新药研发的效率和水平。以整体形象在国内外进行宣传，主动出击，集中展示中国医药研发服务领域的优势和特点，积极参与国际医药研发服务。
5.4 推进科研院所创新机制改革
长期以来，科研院所是我国最主要的研发力量，拥有最强的科研基础和最优秀的人才队伍，政府在引导中小企业从事研发服务的同时，可引导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从事研发服务。对不同院所的资源加以整合，将释放出更大的能量，是促进生物医药外包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也是促进我国医药研发服务业快速发展的重要举措。
5.5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
我国应从培养、引进、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入手，大力加强以原始性创新人才、工程技术人才以及复合型人才为主体的人才队伍建设。在国内专家队伍的基础上，向国际聘请重量级的战略顾问，包括药物开发高管、股票分析师、风险投资家等国际产业界的精英，改革高端人才的引进政策，在户口、住房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真正做到引进人才、留住人才。
作者单位：1、中国医药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北京 100009
2、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北京 1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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