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去西安，到咸阳门外，走进辽阔的秦川，又一次参观了茂陵和乾陵。游客对这些公元前就有的景观热情并不高，参观的人不算多。我是一个爱怀旧的人，许多新景区都不想去，又一次来到了80年代中期参观过乾陵。在80年代，参观的人很多，兴致很高。我的记忆是，乾陵很高大，很有气派。但那时没有开辟为旅游景点，所以不要门票，没有停车场，没有导游，没有商店，没有一切现在人为的东西。汉代的陵寝与周围的农村融为一体。我还记得就在乾陵脚下，农民收麦子所用的木制的简陋的工具，似乎用了两千年，人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十分地原始和朴素。但它的素朴就紧靠着高大的辉煌的乾陵。
      啊，拿起笔就跑题，人老了就这样，还是把要说的话拉回到“汉代的石雕”上面来吧！
      这就要说到我参观的茂陵。茂陵是伟大的汉武帝的陵寝。我很少用“伟大”一词称呼一个皇帝，但我觉得汉武帝是配得上“伟大”这个词的。我们需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历史，即把历史人物和事件放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去考察，而不能孤立地就事论事。如果在汉武帝那时所做的某些事情如果称得上是伟大的话，那么在康熙那里重复做同样的事情可能就是渺小的了。
      啊，还是跑题的话，人老了就是这样，多么可悲啊！还是把要说的话拉回到汉代石雕上面来吧！
      现在开放的茂陵不是汉武帝的陵寝，是他手下的大将霍去病的陵寝。汉代的石雕也就摆放在霍去病陵墓的四围。最著名的石雕是《马踏匈奴》。一匹骏马的四蹄下是一位仰面的匈奴人。马与人的关系形成一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马虽然没有人骑，但骑马的人是汉武帝的将士是可以肯定的，由此人们会想到汉武帝当年打败匈奴统一中国的一段历史。在卫青墓地的两侧，许多汉代的石雕一一成列出来。绝大多数题材都是动物的形状，这可能说明当时人们的生活处于狩猎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接之间，他们最熟悉的就是这些野外的和家养的动物。但是，石雕的风格是粗犷的或粗放的，并带有浓烈的浪漫主义气息。最精彩的可能是《石牛》，神态安详温顺，但其肚子其大无比，让人想到秦川水草的肥美，想到了在农耕社会里牛吃苦耐劳，给人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的作品则很费猜测，猛一看不知为何物，一定要看了说明，才知道它是什么。例如那只石蛙，就是如此。石人也是，凝神看了半天，才令人悟出是“人”。汉代的石雕与乾陵的唐代的精雕细刻的是完全不同的。
      汉代创作的这些石雕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我认为就是现代的投射理论。作者先顺着石头的形状，把自己在生活中熟悉的事物的形状“投射”上去，看它像什么，确定之后，只要经过少量的艺术加工，就可以把死的石头变成活的艺术品。这里并需要精雕细刻和深度加工。“投射”理论是上个世纪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艺术心理学家冈布里奇提出来的。冈布里奇在他的《艺术与幻觉》一书中，饶有趣味地讲到了他发现投射理论的过程。他说：“十分凑巧，在战争期间我曾有机会在严格的实际背景关系中研究过这方面的知觉。当时，我受雇于英国广播公司（BBＣ），在他们的‘监听台’呆了六年，在那里我们要不停地监听友邦和敌国的无线电广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了解了指导性投射在我们对符号性材料理解中的重要性。最使我感兴趣的一些广播常常是一些勉强能听得见的，它真正成了一门艺术、甚至是一种运动，要解释那些我们听起来十分微弱的播音，确实要有录下这些广播的录音机。那时我才知道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知识与期待影响着我们的听觉。为了听到所说的，你得知道它可能要说什么，更精确些说，你得从你可能有的知识中选择某些词的组合来尝试将其投射到所听到的嘈杂声音中去。”（P191）这种从生活实际中提炼出来的投射理论，不但在听觉中是这样，在视觉中也是这样，我们往往需要有某种东西的知识，然后我们才能看到某种东西，就像冈布里奇所说的“所见出于所知”。我们在旅游途中，被告知某景点是“姐妹峰”或“望夫石”，那是我们把自己的关于姐妹或关于期待丈夫归来的女子的观念投射到山峰或石头上去。汉代的雕塑家虽然还没有概括出投射的理论，但他们在实际的艺术创造中，已经在无意识中运用了这种理论。（2010-11-14）



   霍去病陵寝

国宝  马踏匈奴

人与熊

石人

石蛙

伏虎

石蟾

石鱼

卧马

石牛。最精彩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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