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释义

 

——从占星学的角度

 

章启群

 

内容提要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是在占星学背景下的一个命题。其中的“天”指占星学理论中的天象及其运行规律，并非等同于“自然”。因此，不能把“天人之际”理解为与人与自然的合一即“天人合一”。澄清这句名言的原本意义，不仅还原出司马迁的历史形象，而且还从秦汉学术、思想的展开中，发掘出占星学在当时更为根本而广泛的影响，展示出中国古代思想史长期被遮蔽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键词： 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 占星学 天人合一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到自己发愤著《史记》的目的是：“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这句话后来成为千古名言。可是它在被广为传诵之时，其中“天人之际”的原义被人们转换甚至消解，“天”被等同于“自然”一词，“究天人之际”因此被解释为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司马迁的这句话与中国哲学中另一个命题“天人合一”被混同起来。

 

本文所要论证的是，司马迁所说的“天”是指占星学意义上的“天”，即指天象及其运行规律。因此，“究天人之际”的含义也是占星学的意义，与人与自然合一的命题没有直接关系。澄清这句名言的原本意义，不仅还原出司马迁的历史形象，而且还从秦汉学术、思想的展开中，发掘出占星学在当时更为根本而广泛的影响，展示出中国古代思想史长期被遮蔽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司马迁父子与占星学的关系

 

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是他对于汉以前整个学术和思想史所作的一个总纲要，为学界耳熟能详。六家即儒、墨、名、法、道、阴阳，司马谈的排序与众不同，为阴阳、儒、墨、法、名、道，把阴阳家列为六家之首。他对阴阳家的职能作如是说：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司马迁解释曰：“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集解》引张晏注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节，就中气也。”说明阴阳家的思想和职责首先与上古史官观象授时的职能相关，但“大祥而众忌讳”，即是占星祈禳之举。司马迁所说的“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都属于占星学内容。故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

 

司马谈把阴阳家列为六家之首，学界历来对此视而不见，或语焉不详，其中真正缘由无人问津。其实司马谈作这样的排序，正表明了他以及他的职守与占星学的关系。司马迁父子与占星学的关系，在《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天官书》和《历书》中交待的颇为清楚。

 

上古的天文学属于王室专门之学。即使在春秋战国之际，周王室早已衰败，天文学人才流失到各诸侯国，所谓“幽、厉之后，周世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史记•历书》）但史官仍然存在。秦始皇焚《诗》、《书》，“百家语”，“非《秦记》皆烧之”，坑儒生，扫荡学术，但“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则仍然保留，史官未废。刘汉代秦之后，汉惠帝解除挟书律，后有“文景之治”的太平景象，蛰伏于民间的百家学术得到恢复，汉武帝于建元五年始设“五经”博士。这期间各地献书不断，“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亦曰：“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密府。”由此可见汉武帝时，不仅史官掌观象授时的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史官职责和功能自此日渐加强。司马谈为太史令，天文历法是其看家职守，故《太史公自序》云：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太史公即司马谈。司马谈因此也受到专门的天文学教育和训练：“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自序》）唐都是当时著名天文学家。由于天文学此时已经成为占星学，唐都实际上就是一个占星学家。 《史记•天官书》也明确表明这一点：“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占星、占气、占岁，都是阴阳术数、五行杂占一类。可见唐都是汉初首屈一指的占星大家。

 

司马迁不仅说明掌握占星学是太史令的必备知识和基本职守，还特别强调“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司马氏是太史令世家，先祖就是主管天文占星的史官：“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太史公自序》）为此，在他历经艰辛完成煌煌巨著《史记》时候，在《自序》的开篇就极为自豪和荣耀地向读者交待了司马氏的谱系，及其与占星学的密切关系：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火）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侯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司马氏上接重、黎氏，从周宣王时就为太史之官。由于太史令执掌天官，司马谈又受教于占星学大家唐都，因此，司马谈对于当时所向披靡、席卷天下的占星学也有深入研究和思考。司马迁在《天官书》的后一部分，录有很多司马谈关于天文占星的思想和材料，如：“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盖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宋襄公时星陨如雨。”此外还有“二十八舍主十二州”分野之说，以及“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的记载，直到“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日蚀，昼晦。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等说法，这些都是司马谈记录的关于春秋战国直至汉初的“察禨祥侯星气”之事。在此基础上，司马谈对于占星学有一个总概括：

 

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

 

可见在司马谈看来，天象运行与人间事物对而应之，占星学不仅自古有之，而且是历代帝王、圣人治国的依据和指南。司马谈为此还从上古梳理出一个占星家的谱系：“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眛；赵，尹皋；魏，石申。” 很显然，司马谈是把当时占星学与上古天文学的历史混为一体。不过，从史官的职守作出这样的记述也是理所当然的。

 

司马谈由于没有随武帝上泰山封禅，忧愤交加，郁郁而终，未能实现他的著史立说的鸿图大业，故临终嘱托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司马迁当然惟父命是从：“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谈死后第三年，司马迁任太史令。掌握、研究占星学必然成为司马迁基本职守。让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司马迁留下了五十余万言的《史记》，其中《天官书》集中展现了他的占星学思想。

 

二、《史记•天官书》的主要内容和思想

 

《史记》体例为司马迁首创，有本纪、世家、列传、表和书。《天官书》是八书之一。作《天官书》的目的，《太史公自序》有交待：

 

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云：“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五官”即东南西北中之官。司马迁用“天官”之名，表明了他的占星学的观念。可以看出，司马迁作《天官书》的目的，是试图对于流行的各家占星学说进行甄别和综合，这也是他的职守和使命。因此，《史记•天官书》是现存最早的全面系统描述全天星官的著作，也可谓当时的集占星学大成之作。

 

《史记•天官书》首先把整个天空分为五个区域：中宫天极星，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每一宫由数个星组成，星即是官职，与人间等级制度对应。例如：

 

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後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

 

中宫为北极附近区域，是天上的宫阙。天极即北辰（小熊座?），太一是天帝别名，天极星是他常住的居所，在中央。三公是太尉、司徒、司空，位列天帝身旁。还有太子（小熊座?）、正妃（勾陈一，小熊座?），其余是后宫，以及侍卫和大臣。外面还有相当于帝车的北斗七星，以及表示上将、次将、贵相、司命、司中和司禄的六星组成的作为天府的文昌宫等。所谓“紫宫”，俨然是人间皇帝龙廷的翻版，而人间皇都的紫禁城也就是天上紫宫的模仿。

 

东宫苍龙，有角、亢、氐、房、心、尾、箕等星宿。每一宿的功能不同。“心为明堂”，其中大星为天王，前星为太子，后星为庶子。“房为府，曰天驷”，即天府。在东宫东北有十二颗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即天上的街市。“大角者，天王帝廷”，是天帝的又一个宫殿。“亢为疏庙，主疾”，管疾病。“氐为天根，主疫”，天根就是天的根，如大树的根一般，管理瘟疫。

 

南宫朱鸟，有井、鬼、柳、星、张、翼、轸等星宿。“东井为水事”，与水利相关。“鬼祠事”，张守义《史记正义》注曰：“主视明察奸谋。”“柳为鸟注，主草木”，管理花草树木。星宿“为员官，主急事”。“张，素，为厨，主觞客”，张宿是个餐馆，提供饮食酒水。“翼为羽翮，主远客”，似乎是迎送远客的交通工具。“轸为车，主风”，那就是一个风车。还有“轸南众星曰天库楼，库有五车”之说。

 

西宫咸池，有奎、娄、胃、昴、毕、觜、参等星宿。“奎曰封豕，为沟渎”，是水渠和下水道之类。“娄为聚众”，是广场或大厅。“胃为天仓”，又是一个仓库。“昴曰髦头，胡星也，为白衣会”，是外族组织。“毕曰罕车，为边兵，主戈猎”，是边防军和禁卫军。“昴、毕（之）间为天街”，可能两边物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参为白虎”。

 

北宫玄武，有斗、牛、女、虚、危、室、壁等星宿。“斗为文太室，填星庙，天子之星也”，斗宿是个庙，也是天子的星座。“危为盖屋”，是个屋宇。“虚为哭泣之事”，虚宿与丧事相关。“南斗为庙”。“牵牛为牺牲”，大概人间祭祀用太牢，有猪、牛、羊三牲，牵牛星也是一条天牛。“织女，天女孙也”。

 

这里所说的五宫与“三垣”、“四象”都不尽相同。“四象”说是把二十八宿分为四组，并以动物形象名之，故曰四“象”，即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龟）。人们发现，每组的星象确实与以之称名的动物很像。有人认为，《尚书•尧典》关于四仲中星的说明，产生了把周天恒星分为四群以分别表示春夏秋冬四季星象的思想。因此人们很容易想像，“春分前后初昏时当朱雀升到南方中天（上中天）时，苍龙的房宿正处于东方的地平线附近；白虎的昴宿正处于西方的地平线附近；而龟蛇的虚宿正处于地平线下与朱雀的七星相对的北方（下中天）。这是就定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由来，它是以古代春分前后初昏时的星象为依据的。” 可以看出，“四象”说还属于比较纯粹的天文学，与占星学没有明显的关系。“四象”的名称来源可能很早，陈遵妫先生认为，“四象”的出现应在二十八宿之前。因为角、心、尾就是东方苍龙的龙角、龙心、龙尾。 而且与天帝、太子、正妃、三公、将军之类星座无关。这些王公贵族、文臣武将之星都是后来占星家所起的星名，春秋以前没有这种现象。“三垣”说把位于二十八宿以内的恒星分为三大块，即紫薇垣、太薇垣、天市垣。紫薇垣是天上皇宫，其中有帝星、帝后星、群妃星、三公星、太子星等；太薇是天上政府的意思，有将星、相星、诸侯星；天市是天上都市的意思，有主管秤权交易和商人的宦者星、宗正星、宗人星、客星等。紫薇垣和天市垣在《开元占经》辑录的《石氏星经》中有，大约出现于战国时代。太薇垣初见于唐初的《玄象诗》。 司马迁《天官书》用“四象”的方位，填进去“三垣”的内容，把它们杂糅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占星学的宇宙空间。顾颉刚先生说：司马迁“作的《天官书》，简直把天上的星写成一个国家：人的方面有天王、太子、庶子、正妃、后宫、藩臣、诸侯、骑官、羽林天军；屋的方面有端门、掖门、阁道、明堂、清庙、天市、车舍、天仓、天库等；物的方面又有帝车、天驷、枪棓、矛盾、旌旗之属。”

 

《天官书》还记载了星象、方位、季节与五行的关系，与《月令》内容相似。例如：“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顺逆。曰东方木，主春，日甲、乙。义失者，罚出岁星。岁星赢缩，以其舍命国。”“察刚气以处荧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礼失，罚出荧惑，荧惑失行是也。出则有兵，入则兵散。以其舍命国。”“历斗之会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黄帝，主德，女主象也。岁填一宿，其所居国吉。”“察日行以处位太白。曰西方（金），（主）秋，日庚、辛，主杀。杀失者，罚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国。”“察日辰之会，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阴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罚出辰星，以其缩命国。”

 

关于日食、月食和五星占在《天官书》中也有较多的记载和理论。例如：“日蚀，国君；月蚀，将相当之。”“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司马迁自己对此也有心得：“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岀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尝盛大而变色；日月薄蚀，行南北有时：此其大度也。故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为经，不移徙，大小有差，阔狭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为（经）纬，见伏有时，所过行赢缩有度。”

 

总之，《天官书》基本描绘了各个星区组成与分野，每个星宿的位置功能，一些星宿运行规律及其逆、孛，记述的星占除了日食、月食、彗星，还有风云气象，包括雷电、霓虹、霹雳、夜明等所谓“阳气之动”。与占星相关的人间事务，如兵灾水旱，地动山崩，六畜兴旺，鱼鳖鸟鼠，五谷草木，摆兵布阵，内乱外侵，司马迁也广有记述，不一而足。

 

最后，司马迁对占星学作了如下概括：

 

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为天数者，必通三五。

 

他把占星学与“政事俯仰”合二为一，由此可见占星学在司马迁思想中的地位和意义。

 

然查《汉书•天文志》，前大半部分与《天官书》略同。因此，清末崔适认为，《天官书》是后人抄录《汉书•天文志》补入，只是“次序互异，详略不同”而已，而《汉书•天文志》实为刘歆所作。他的根据是《汉书•司马迁传》谓《史记》内有十篇有录无书。颜师古注引张晏说明了这十篇的具体篇目，还认为今同名之篇为褚少孙补入：“迁没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凡十篇。元、成间褚少孙补之，文词鄙陋，非迁原本也。”不仅如此，崔适还认为《史记》中的“八书皆赝鼎。此书（《律书》）以下，皆后人取《汉书》诸‘志’补之也。”而这一切都与刘歆有关联：“歆为《天文志》而托始于《甘石星经》，犹之为《三统历》而托始于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为‘终始五德’之说而托始于邹衍，五色人帝则托始于《吕览》，六天帝与分野皆托始于《周官•司服》及《冯相氏》、《保章氏》，为《春秋》古文则托始之《左》、《谷》，为古文《尚书》则托之孔安国，皆歆与所徵通逸《礼》、古《书》、《周官》、《尔雅》、天文、图谶千数人所作也。”

 

不过，仅仅以《天官书》与《汉书•天文志》二者相同，是不能作为《天官书》抄录《汉书•天文志》的证据。作为清末今文学大师的崔适对古文学宗师爷刘歆进行全面伐挞，指认《天官书》抄录《天文志》不过是其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史记》遗失篇目为后人补入之事，后人略有考证。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有“褚少孙补《史记》不止十篇”条，认为除此十篇外，《外戚世家》、《张苍列传》、《申屠嘉列传》、《楚元王世家》、《齐悼惠王世家》、《匈奴列传》、《扁鹊仓公列传》等篇之中，也有一些文字属褚少孙窜入。但是，他没有提及《天官书》抄录《天文志》之事。同时，赵翼还列有“《汉书》移置《史记》文”条，检出《汉书》抄录《史记》数十处之多。 因此，《天官书》与《天文志》相同部分，也有可能是后者抄录前者。

 

对照《天官书》与《天文志》，《天文志》多汉惠帝以后灾异星象记录，直至哀帝，终于哀帝元寿二年，还提及王莽，而少“太史公曰”之类。《天官书》中之“太史公曰”是司马迁父子占星学思想和理论的记述，与《太史公自序》思想一致，内容基本相符，文字不同而风格几乎一致，不似后人生硬补入。因此，《天官书》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文本，不像后人抄录、拼凑之物。从总体上看，应该是《汉书•天文志》抄录《史记•天官书》的可能很大。《汉书•律历志》抄《史记》之《律书》、《历书》已为学界公认，这至少也算个旁证。

 

除《天官书》外，《史记•历书》与制定历法相关，但也与阴阳五行和占星学相关。《太史公自序》曰：“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更相治，闲不容翲忽。五家之文怫异，维太初之元论。作《历书》第四。”《历书》也说：“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天意。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并叙述上古历代历法官员，如从颛顼、黄帝时的至到邹衍，记载很多日食月食和彗星灾异。历法实际上从此也受到阴阳五行学说和占星学的影响，所谓历三统、易正朔就是由此而来。

 

三正之说始见于《左传》昭公十七年。谓夏以建寅为正，殷以建丑为正，周以建子为正。王朝正朔，成为头等大事。 《史记•历书》、《汉书•律历志》有相同记述。根据的最新研究，关于夏代建寅、商代建丑、周代建子的“三正说”只是汉儒的臆造，纯属子虚乌有。 汉武帝元封七年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制定了三统历颁行全国。第一部完整留下文字记载的历法是西汉末年的《三统历》，是刘歆根据《太初历》改造而成的，全部文字见于《汉书•律历志下》。

 

尽管如此，司马迁还是把《天官书》和《历书》分开，表明占星与历法之间仍然是有区别的。

 

三、“天人之际”义考

 

考察了司马迁父子与占星学的关系后，我们再讨论“究天人之际”的原义，当会一目了然。

 

司马迁受父亲临终之托，于是立下宏伟抱负，刻苦砥砺自己，完成父亲遗愿。《太史公自序》说到他自己的经历：“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鄒、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少年司马迁遍游江淮、齐鲁、中原、吴越、湖湘、巴蜀之地，博览石室金匮玉版，还侍从汉武帝巡狩封禅。他亲自看了韩信母亲墓地，在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一带，深入考察了刘邦、萧何、曹参、周勃、卢绾、樊哙、夏侯婴、周昌、等人在当地的生活，对于这班屠狗卖缯的经历，有具体的了解。他所作的这一切，都是为让他所撰写《史记》具有坚实的事实依据，最大限度地展示出历史生活本身。

 

由于李陵之祸，司马迁惨遭辱刑，痛不欲生，但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实现自己的抱负，他以古往今来逆境中的伟大人物激励自己，发愤著书：“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从这些泣血之言中，我们不难看到司马迁所忍受的巨大痛苦。经过数十年卧薪尝胆，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伟大的作品。他如释重负，于是才对自己的挚友作如此说：

 

仆窃不逊，近自託于无能之辞，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记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臧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报任安书》，着重号为引者加）

 

在历经艰辛完成夙愿之后而颇为自慰和自豪的文字中，司马迁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来表达他忍辱负重终生为之奋斗的这部伟大著作的目标，也是表达他为之献身的伟大理想。那么，这句话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作为史家的司马迁为之献身的伟大理想究竟是什么？

 

“通古今之变”就是从历史发展中找出规律，这基本是学界的共识。从字面来看，“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究“天”和“人”的交汇之处，即天道与人道交接处。关键是这里的“天”究竟是什么？在司马迁看来，究竟什么是“天道”？

 

无独有偶，司马迁关于“天人之际”的说法并非仅此一处，另有两条，我们正好作为参照：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天官书》）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條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道行，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太史公自序》，着重号皆为引者加）

 

第二处说“天人之际”是与八书相关，而第一条说的“天人之际”就是《天官书》的宗旨和指导思想。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证明“究天人之际”中的“天人之际”，与这两处的“天人之际”之间具有根本不同的含义。换言之，“究天人之际”中的“天”就是占星学意义上的天，司马迁探求的“天道”就是占星学的思想理论。这两处的说法可为铁证。

 

因此，把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天”与大自然混为一谈，把司马迁探求的“天道”与儒家、道家的天道混为一谈，把“天人之际”被解释为人与自然的合一，凡此种种都没有根据，属于主观臆断、望文生义。

 

把司马迁“天人之际”的“天”解释为占星学意义上的天，首先是回到了历史原初的真实状况之中，让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司马迁这句话的意义；其次是更加真实地还原了司马迁一个伟大历史学家的形象。呈现出一个真正的、有历史责任感的史学家司马迁，不仅不会降低司马迁的思想和历史地位，相反，只能让我们对于司马迁的伟大认识的更为深刻和具体。

 

司马迁追求的是经世致用之学，他的学问是具体的，不是漫无边际的。因此，他对于占星学方面的记述也是很严谨的。例如，《汉书•高祖本纪》云：“汉高祖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根据现代天文学测算，五星聚合是在汉高祖二年三月，而非高祖元年十月。 《汉书》的说法是错误的，但这样记述的目的是恰合占星学。故《汉书•天文志》云：“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以历推之，从岁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故客谓张耳曰：‘东【井】秦地，汉王入秦，五星从岁星聚，当以义取天下。’”而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未书此事，《史记•天官书》曰：“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未书具体年月，表明司马迁对于史实的尊重。 《史记》与《汉书》之高下，由此亦可见一斑。

 

由此可证，司马迁是把占星学当作一种严格的科学理论来对待的。在占星学已经成为当时意识形态的情况下，相信宇宙中日月星辰的运行，与人类社会生活的运转是对应的、交汇相关的、有规律可循的，不仅是占星家和术士们的观点，也基本上是当时的儒生和帝王的共识。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实质上是力图把占星学的理论与实际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追求思想与经验统一，在其中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与下句“通古今之变”恰巧形成对应。从这样的视角我们再来审视司马迁的伟大抱负：“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会发现，司马迁正是从天上和人间的交错中，从历史和现实的交互中，从空间和时间的交叉中，采用理论推演与史实考辨包括经验实证（田野调查）结合的方法，来描述历史事件，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一个多么宏伟壮丽的史家抱负和理想！

 

从司马迁与占星学的关系，推演到两汉思想史，我们对于大思想家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学说，以及俗儒经师们对于占星学的顶礼膜拜就不难理解了。因此，两汉经学一开始就与占星学缠绕一体，这是整个汉代思想的主要特色，也对后世的学术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影响。不过，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主旨，只能点到为止，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