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秋云

今天是清明节——一个中国人祭奠和怀念故去先祖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令我无限感念的却是我的老师吴泽霖教授。昨天下午天气晴朗，我携妻与先师吴泽霖教授的二女儿吴安伦老师一家祖孙三代（吴安伦、吕致君夫妇，他们的女儿吕忠民、女婿余晖和外孙余英凯）一起到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前吴泽霖教授的塑像前和骨灰安放处进行了扫墓活动。今天，我翻出16年前写的怀念吴老先生的文章，往事历历在目，恍如昨日，于是稍为改动几个字将其放进博客里，以示对先师的怀念和感佩！

2011年4月5日星期二

淡泊宁静的大师

——怀念先师吴泽霖教授

古往今来，在布衣孔子原儒精神的感召下，我们这个历尽磨难而又自强不息的民族中曾出现过许许多多关心社会、忧国忧民，决不因个人的穷达进退而放弃理想和社会责任的大儒。他们以自己不屈不饶的奋斗精神、臻乎完美的高尚人格、纯真如一的信念，履历了社会发展道路上的寒霜和荆棘，成为我们民族的坚实脊梁。我的硕士导师，著名的老一辈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吴泽霖先生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我有缘得识先生是在1983年8月，那时大学刚毕业分配到中南民族学院工作。泽霖先生听说新来了大学生，很兴奋，主动约我和潘洪刚、钟年到办公室见面，勉励我们要有艰苦创业的精神，勤奋工作，努力学习。他老人家精神矍铄，谈吐幽默，态度和蔼亲切，给我的印象很深。此后，我便有幸追随左右并忝列门墙，不仅从泽霖先生做学问，还常在一起交流对社会对人生的一些看法。“代沟”无疑是明显的，况且以先生的学识、年龄和阅历，我当然是听得多而说得少。然每当独处静思时，我常会自问：若将先生那样坎坷多舛的命运加之于我，我能似先生那样始终“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芳”吗？

先生在世时，常给我们说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与时代相一致的。这个时代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大时代，指的是社会发展的大阶段，如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等；一层是小时代，指的是个人人生的发展阶段，如青年时代、老年时代等。大小两个时代交互契合，框定了一个人处在什么阶段便会有什么样的思想，只有极少数先知先觉者能够例外。先生自认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思想自然也无法脱离时代的局限。然而纵观先生横跨三朝、历时九十余年的生命历程，虽不免带有一些时代的烙印，却有一种超越时空的东西贯穿于一生，即以自己孱弱的身躯和坚定的信念自觉地担当着先行者的角色，其一生饱醮着殉道者的悲壮与执着。

泽霖先生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那是孔夫子被奉为“大成至圣先师”的时代。先生在私塾通读了“四书五经”，接受了儒家忠孝仁义的思想，初入少年就萌发了那个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都有的信念：忠君爱国。少年的初衷虽不免幼稚，但却深深地印在先生的脑海里，以至青年时代在大洋彼岸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竟毫不迟疑地选择《孔子的社会思想》作为论文题目，用刚刚掌握的科学方法和知识来雕剔孔子思想中的不朽光辉和斑斑锈迹。

先生的青壮年时代，适值“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外敌当头、民生倒悬的危亡时刻，民族精英们都自觉地肩负起了救亡解民的历史使命。先生是一介书生，无力驰骋沙场，却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在教育岗位上为革除社会弊端，提高民族素质而兢兢业业。尽管他的救国思想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距离，但他的心却是赤诚无私的。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出版或发表的一系列论著，如《人口问题各论》、《中国社会病态的症结》、《民族复兴的几个条件》、《社会问题》等等，无不体现了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注和忧虑。

早在20世纪20年代留学美国时，泽霖先生即以一个“边缘人”的身份亲眼目睹和感受到了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他在其博士论文《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中揭露和批判了这种思想和现象，极力倡导种族平等、民族平等。回国后他虽意识到在列强的虎视眈眈之下，中国内陆边境的潜在外患比沿海境域更为严重，但对边疆地区的民族危机尚没有切身的感受。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强横地踏进国门之后，先生随学校后撤大西南，从亲身接触和耳闻目睹之中才发现边境上的少数民族有许多令人焦虑的地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国事了解不多，对民族概念、民族意识、民族多层次的范畴以及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等等都很模糊，其中一部分人对国境和国籍的观念十分淡薄。而国民党政府此时却还在沿袭封建主义者推行的大民族主义政策，这使他忧心忡忡，辗转难眠。为此，先生先后发表了《积极的边疆政策》、《边疆的社会建设》、《从么些人的研究谈到推进边政的几条原则》等一系列论文，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学术研究的主战场从社会学转移到民族学，以自己深厚渊博的学识，昭示天地的坦荡之心，在情在理地为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而呼号，这既为政府制定科学的边疆政策提供正确依据，也使先生在民族学领域成为一个卓有建树的大家。每当浏览先生身后的数百万言论著，我常常情不自禁地为他那融于血中的爱国家爱民族之情与科学研究中的理智、客观、准确、公允原则巧妙地融为一炉而击节叹服。先生治学既不失学理，又入世为用，暗合了古代大儒经世致用的传统，又承继了西方社会学关注社会问题的学风，堪称学术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典范。

人生之痛，莫过于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而先生的遭遇甚过于此。就在他迈入“耳顺”之年，被递补为“右派”。此后，绵绵不断的政治风暴，使他迭遭批判、流离失所。一生颠沛的孔子年届七十尚能“从心所欲”，而先生却身陷囹圄，妻亡子散。若非先生具有至大精微的人身修养，若非他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的关切远胜关注私己千倍，若非他对事业对学问的追求已出神入臻，在这年老体衰、屡遭折磨的困苦时刻，或许早就撒手西归、涅槃解脱了。然而他怨尤不兴，在孤灯寒影之中依然笔耕不辍，先后译注了《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英文参考资料汇编》、《阿帕塔尼人及其邻族》、《尼泊尔舍尔巴的经济生活》等数十万言著作，撰写了《辞海》第一版中有关民族条目的释文，并为国内一个新兴学科的建立——民族博物馆学而殚精竭虑。

我无法亲眼目睹先生青壮年时代为国为民而奔忙时的风采，也无缘得见先生老年刀剑围身时的从容平静，却有幸能在先生渡尽劫波之后领略他作为一个睿智达人的雍容风范。每当回顾这段不堪回首的人生遭际，先生总是平静地对我们说：社会的动荡，领导人的失职，历史上有过，现代国际社会中也不少见，不足为奇。我不过适逢其时而已，这就叫“机遇”、“偶然”。“文化大革命”是大灾难，但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而发展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难者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战场上牺牲的战士。战士是无名英雄，我们这些被整的人也是无名英雄。这里先生不仅再现了宋代名儒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而且展示了自己用生命实践着的“坐视世界如恒沙”的深邃历史观和哲学思想，其境界之高，岂是我们后辈能轻易仰望得着的？！

与对国家对社会满腔热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泽霖先生对功名利禄的淡漠。他认为做学问是为了探索科学的真理，而不是通过做学问去攫取名利。先生在世时，对一些学术团体的名誉职务能推则推，尽力谦让。一些出版社和辞书曾要为先生立传，也被他老人家一一谢绝。他对当时学术界中有些人不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却急于一举成名成家，或利用学术活动以获取个人私利等行为深感失望和遗憾。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习作投给了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看了后觉得超出了自己的知识范围，无法把握，就请泽霖先生帮助审稿。先生把我叫去询问我撰写该文花了多长时间，查阅了多少资料，目的是什么等等，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做学问有两种人，一种功夫扎实，一步一个脚印，著作虽不多，但其学说和观点经得起推敲和考验，如清末的王国维；另一种人较浮躁，东西写得很多，但错误不少。做学问不应赶时髦、图名利，要像王国维那样才好。这些话至今回想起来还如空穴来风，印象至深。

泽霖先生一生从教，桃李成豀。凡受过他教诲的人都深为他横贯中西的学识和循循善诱、从细微处着手进而引申出重大理论问题的教育方法所折服。他的受业弟子中有的学成一家、闻名中外；有的入世治国，名重当世。但他们对泽霖先生都仰之弥高，尊他为宗师、“龙师”。1987年10月，中南民族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在中南民族学院举行吴泽霖教授执教六十周年庆祝会及吴泽霖教授学术思想报告会。贺电、贺信、贺文雪花般飞来。人们以自己的方式纷纷向这位学术界、教育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表示敬意和祝愿。在一片颂誉声中，泽霖先生保持了一贯的谦逊和冷静。他在会上深切地说：“我常想，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好像躺在一架天平上。天平的一头是我们的父母、老师、社会为培养我们放进去的砝码；天平的另一头是我们应当给社会所做的事情和贡献……国家和社会为了我，在天平上确实压下了很重的砝码，而我做出的贡献，作为砝码并没有把天平压平……我现在虽已到了退休的年龄，退休后只要一息尚存……还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争取使天平的两端基本上取得平衡。”就在该年的隆冬，先生顶着呼啸的北风、冒着纷飞的雪花去给研究生上课。就在他行将踏上教室的阶梯时，寒风吹走了他的帽子，我赶紧捡起来把他扶进教室。课后先生风趣地对我们说：“我今天创造了两个世界之最：一个是九十岁的教授还能上台讲课；一个是九十岁的老人这会儿竟可以不戴帽子。”别人都被先生逗乐了，而我心里却涌上了一种复杂的情感，内中既有钦佩，也有愧疚，还有些许的担忧。事实上，此时的泽霖先生不仅在亲自培养研究生，还为主持编篡的《人类学词典》而日夜操劳。先生在人生天平上是否如他所说还没有压平，我想历史已有了公正的答案。1990年费孝通先生在《读书》杂志第12期上谈到泽霖先生时，就曾感慨地认为“很可能就是他这种历史观和社会观，把个人放进历史和社会的天平上来衡量自己，是推动我的上一辈人才辈出的力量。”如果再深究一步，以泽霖先生为代表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何以能有如此自觉的天平人生观？我想，这可能是他们早年所受的儒家思想的熏陶与国家危亡时刻个人人生遭际共同铸就的吧！

若要以一句话来概括先生的一生，“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并且先生是我所见到的真正身体力行做到这句话的第一人。对于泽霖先生的学识和境界，我自愧不如，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鼓励着像我这样受过他教诲的晚辈。我从心底里怀念这位“志于道、据于德”，“学而不倦、诲人不厌”的大儒。

原文发表于人民出版社《学习》杂志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