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份，《南方周末·大参考》（E31）刊发了澳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郝志东对两岸四地高等教育的系统思考。本期刊载的是系列思考之一：把脉沉疴，重塑大学——大学的功能及其问题。

刚看到这个题目时，本无细读的打算。关于大学的一些主题，比如功能、理念、师生关系等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了，就大学的功能和理念而言，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人约翰·亨利·纽曼的《大学的理念》和克拉克·克尔的《大学的功用》。近些年来，国内外就此的研究也不少，比如国内的韩延明教授等一批教育学者就曾做了很多关于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的研究。然而，当深入地品读该文就会发现郝教授是基于中外比较和两岸比较的视域，剖析了当下我国大学存在的问题，大学在发挥其应有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功能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并尝试着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策略。其中引用了很多数据作为论据，可谓触目惊心，也在预料之中。众所周知，中国的大学广为社会诟病，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但是，“尽管人们对两岸四地的高校有很多批评，但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却没有任何人提出质疑。”开篇，郝教授就明确提出两岸四地的大学都存在共性的问题。

一、大学的功能：教学、研究与服务

作者引用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的《大学的理念》“古今中外的大学在大学的责任这个问题上经历了长时间的变迁”。就西方而言，作者认为关于大学的责任经历了19世纪中叶牛津学者纽曼所提出的“传授知识而非发展知识为主”到德国以“科学研究”为中心，再到美国20世纪初期强调“教学和科研并重”，最后到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大学增加了社会服务功能。如真如此的话，那么，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的提出在美国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而一般的认识只局限在大学的三个基本功能上。作者接着提到美国大学在提出社会服务功能后，大学出现了分工，综合型大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博雅学院和社区学院等纷纷出现。那么，这种多样化的大学类型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美国的这几种类型的大学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就中国而言，从汉武帝时的太学，到魏晋明清时的太学和国子学（监），再到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最后到今日的大学，在提倡“传道、授业和解惑”的功能外，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功能也一直在承担着。

二、教学方面的问题：不肯学，不善教，趋于利

就本科教学而言，作者首先引用了吴苾雯的《向中国大学说不》，揭示了大陆的教材和教学评价方式导致大部分学生的学习兴趣下降。大学版《不差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问题：“眼睛一闭一睁，一堂课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一上午就过去了。人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下课了，但人没醒。人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醒了，但没下课。最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上课了，但睡不着。”即便少部分学生刻苦学习也是因为工作的压力和考研的压力在驱使他们这样做。最近网络上登发了一条新闻，来自山东某理工大学的大学生赵铭因不满周围同学的学习状态和不和谐的学习环境，毅然决然地选择退学，只身一人来到北京，作为北大和清华的旁听生进行自我学习的生活，其中经历了很多同龄年轻人不曾经历过的艰难。这简直就是对中国大学教育的一种讽刺。就研究生教学而言，授课方式和考试方式都存在问题。2010年5月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会议上斯坦福大学校长汉尼斯指出中国大学的问题之一是“课堂以讲座为主，学生讨论的机会很少；再者，让学生选择专业的时间太早。由此造成的更加严重的问题，正如牛津大学校长汉米尔顿指出的，“中国学生变成了被动的接受者和倾听者，缺乏自主与创造性思维，缺乏挑战学术权威的勇气。”这是对大学生不肯学及其原因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而在作者看来，“不肯学，不善教”的根本原因在于“趋于利”，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教育大跃进不无关系。那么，这个“利”体现在哪里呢？正如吴苾雯所言“某些学校为了申请博士点，打造研究型大学，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同时获取巨额经济利益，聘请了不少‘多栖’教授、‘双聘’教授，拉大旗做虎皮，对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并没有多少实质帮助，反培养了一批学霸、学阀；他们还办了不少二级学院、独立学院、研究院，出卖大学的牌子，招揽学生赚钱，和投资人坐地分赃。”陈丹青所言“如此教育大跃进、如此办大学的目的，基本并不是为了普及高等教育、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不是传道授业解惑，而主要是为了办学者自己的名誉、地位、金钱的获取。随意他们才要将教育变成产业，将学校办成公司，将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变成打工仔和老板的关系，将学校办成一个政府机构，将大学行政化。只要关系平衡、学生不出事、教育不出格，守住了这些办学的底线，自己的位子、票子、车子、房子就能保住。至于培养人才，那是可以不当真的。”

港澳台的情况也不乐观。其教学质量的威胁要么是学校过分注重自己的排名，过分注重研究，不注重教学，要么口头上注重教学，口惠而实不至。还表现在课程设置方面以市场为导向。与此同时，学校过度强调数字化管理，只问数字不问质量。在教育责任的承担上，港澳台和大陆一样都任重而道远。

三、研究方面的问题：谁垄断资源？谁制定标准？何种标准？

首先，学术资源分配方面不平等。作者提到“双栖教授”，即兼顾学术和行政的教授，垄断着学术资源却很少做研究。另外，作者还提到了“学阀”、“学霸”，利用手中的权利划分自己的学术势力范围，垄断和分割学术资源，不考虑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实际的承担能力，也不考虑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

其次，研究过分看重论文引用的数据，不看对社会的贡献。作者提到全球有四十多家大学评鉴机构，标准不尽相同。并举例上海交大的评鉴，以六项指标作为世界大学的学术表现进行排名。而作者认为科学部分超过70%，社会科学仅20%不到，而人文学科根本就没有体现在里面。那么，这四十多家机构都是哪些？所谓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有什么区别？下面作者又分析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区别以及后两者不易在外国期刊发表的原因。由于各个国家的价值取向不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文章不易被外国期刊采纳。此外，作者还提到了发表论文的两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一是SSCI是不是应该作为唯一的评鉴标准；二是“国内将人文社会与理工自然等量齐观的国际期刊评量方式”是不是合理的；（据2010年3月在华沙举行的全球学术排名观察组织会议的会议报告的调查，全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著作引用率，百分之八十仍然是来自专著和研究报告）；三是在重视SSCI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重视专著。很明显，这种倾向对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并不会起到什么积极作用。高教管理者应该反思：大学应不应该北数字牵着鼻子走？对于这种现象，台大心理系教授黄光国将其批评为“自我殖民”。而作者将其称为“后殖民主义”，就是在殖民主义的统治结束之后，原来被殖民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仍然以殖民者的标准为标准。具体而言，“在殖民国家经过反省，检讨了自身文明的问题，在世界文明的发展上又向前走了一大步后，原来的被殖民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还在遵循着即使是原来的殖民国家的人们都已经抛弃了的东西，而不思如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造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最后，作者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学术界，尤其是人文和社会科学不再针对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不再回馈社会，不再接受社会的检验，学术和高教何以立足？值得深思。

三、服务方面的问题：为何、为谁而教？

作者引用钱穆先生的中国学问“三统说”，认为好的学问应该和服务联系在一起。钱穆先生认为中国的学问包括三个系统：人统、事统、学统。就是“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做学问”。

首先，为何服务？前三十年是教育为政治服务，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教育产业化运动是教育为经济服务。其次，为谁服务？教育并没有真正为学生服务，而是在位有钱人和有权人服务，为大学服务，为教授自己服务，为自己的朋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