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28日，工作闲暇之余，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1936年10月，红军21800余人组成西路军经河西走廊向新疆前进，但因寡不敌众而兵败。西路军西征将士中，有七千多人阵亡，九千多人被俘，被俘者中有五千六百多人惨遭杀害。其余回到家乡者二千多人，经营救回到延安者四千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二千多人。

参观让人唏嘘不已。参观过程中心情十分复杂。

找到一段徐向前同志的回顾西路军惨败原因的评述：

三大致命问题致西路军惨败

　　回顾西路军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

　　西路军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

　　第一，任务问题

　　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

　　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力西进，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再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如此等等。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

　　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

　　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且不说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部队刚刚进入河西地带，四面受敌，防不胜防，整天同马家军血战，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呢？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

　　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重大。西路军渡河之初，河西“四马”猝不及防，慌乱不堪。我不论北进宁夏或西进新疆，均稳操主动权在手。那时是敌人被动而不是我们被动，是敌人畏惧我军而不是我军畏惧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路军便转入被动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后被消灭。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的外线进攻，历来强调依托根据地，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西路军则恰恰相反，不仅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与敌鏖战。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求援应没有援应，这样，还有什么战局中的主动地位可言呢？

　　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然而，当此之时，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摆在面前，压倒了一切。我们想集中兵力，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河西走廊是条“弄堂”，地势狭长，堡寨稀疏，走上几十里地，见不着一户人家。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堡寨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吗？这样，就在从山丹到凉州的 300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长蛇阵”。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主要靠什么形式去争取主动，消灭敌人呢？不靠别的，靠的就是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深入，声东击西，出敌不意，飘忽击敌，等等。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人地生疏，子弹打一颗少一颗，人员伤亡一个少一个。要兵源没兵源，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像这样打法，焉能不败？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主权。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

　　（引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血战河西走廊》一章，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愿逝者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