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应该从解决挂号难开始》的说法应该说是在平常不过的了。也正因为这样，镜某认为“医改不可能从解决挂号难开始”。因为“挂号难”、“看病难”不过是个表现形式，根本原因（复数）都在些“不起眼”的地方。

“资源论”、“价格论”是经济学家们的拿手好戏，镜某不是这些论客们的敌手，只能从“技术论”上说几句。用现代的通讯体系、信息处理来管理求医者的排队序列大约不是个问题。包括医疗费用的担保、诊断、医疗现场的诊断、治疗效率化等等的，这些在技术上看都没有问题。因为有患者的人在，有诊断治疗的费用在，排列出一个预约时间表大约不是个问题。需要处理的不过是预约取消后的“补偿”问题。这里面有两个因素：1）患者方取消时需要付给医院的费用，这可以象预约饭店一样，是个时间的函数。2）对空余出来资源做有效的利用——寻找替补患者。在没有手机的时代，这样的系统不大可能实现，但是在网络发达的今天，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对“看病难”，京城里的居民与地方县城的居民理解不同，对伤风感冒的“看病”与成年人的慢性症状的“看病”的理解也不同。如何分类、分级来处理这样的问题，也是个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的问题。

真正困难的事情是医疗费用的问题。这个费用当然也包括了建设上述的医疗系统的成本。对建设这样体系，人们肯出多少钱？这需要有个社会的“共识”。

另外一个“巨大”的医疗课题就是如何提高医疗的确诊率的问题。“死人”的解剖率不上去（上不去），确诊率也就上不去。不解剖就定死亡原因，说有一半儿错误（误诊）并不过分。因为所谓“科学”，就是这样的手续。没有病理解剖，也就没有“确诊”的说法。固然人都死了，再花钱找原因有些不值当的。对一个人来说是如此。但是对集团而言，意义就不一样了。

解剖不好办，但不妨用CT来办。有了这样的投入，才能提高治疗的精度，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治疗费用，改善医患之间的关系。

改善患者的“满意程度”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护士的一个笑脸，对患者的治疗也许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医疗的“满意程度”却有很大的影响。医疗的事情，一部分是治好治不好的问题，另外一部分则是满意不满意的问题。区分这两件事情，医疗方、患者方都需要做到才是。

医疗的问题，不仅是医疗和患者之间的问题。这里面还有医疗保险、患者家属和医疗行政的相关。也就是说，一个医疗的问题，至少要牵扯到5个方面。如何“摆平”这方方面面？这需要有人来研究这类问题，而且是“聪明人”。需要教育民众去理解这5个方面的问题，虽然这对于大众而言是十分困难的课题。同时要开发、利用新的技术去支持医疗的现场，要教育医疗方平衡解决好“满意不满意”的问题。保险和行政方则要给出个“边界条件”——在有限的资源的条件下如何形成和达成这些“共识”。

总之，要有研究这类问题的集团。而国人大学里，包括北大清华，有几个大学有搞这类研究的人才呢？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探讨饶老师是否能当院士之类的问题，实在是属于“低级趣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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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