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元恺     2011年11月12日      
        我代表杨先生的早期弟子，代表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代表厦门大学艺术研究所，同时受徐昌俊院长之托，代表天津音乐学院——
       祝杨先生身体健康！
       预祝中央音乐学院首届音乐分析论坛圆满成功！
                                              
       我是杨先生手把手教会我最重要的两门作曲技术理论课的。从附中六年级起到本科二年级，杨先生先是我的和声课老师，二年级下学期，和声课没完，曲式课又加进来。杨先生的这两门课交织在一起，我们每周要有六节课见面：四节大课，两节改题。大课在一号楼二层的课室，改题在二号楼三层他的宿舍。杨先生的课，比作曲主课上课时间还多。
      那个时候，师母胡老师在天津眼科医院工作，杨先生每年都要回天津过寒暑假。于是，我们家在天津的几位同学又多了在水上公园，在墙子河边与杨先生假期聚会的机会。有一年暑假，杨先生和天津籍作曲系同学胡海林一起，从北京鲍家街顶着骄阳骑自行车回天津小白楼，早上6点出发，下午4点到达，其毅力可见一斑！
       杨先生反对“纸上谈兵”，高度重视钢琴视奏。无论大课还是改题，他几乎整堂课都坐在钢琴旁边——书上的谱例要弹，讲课的重点要弹，我们的习题也要弹——所有讲课内容都要通过钢琴让我们听到音响。这在当时没有多媒体设备的条件下尤其显得重要。杨先生的和声课使用的是当时通行的那本通常称为“斯波索宾”的苏联教材，他还要我们把另一本谱例——斯克列勃科夫、斯克列勃科娃合著的《和声分析习题》作为补充练习，我们把两本书的大部分例题都弹得滚瓜烂熟。可以说，我们的和声课是在钢琴上学的。后来，又在杨先生门下学曲式，钢琴视奏的习惯和能力大大方便了我们的学习。我的主课老师苏夏先生夸我“基本功牢固，和声干净”，这，都要归功于杨儒怀老师。
       2008年，杨先生获得了金钟奖终生成就奖，他的《音乐的分析与创作》获得金钟奖的理论奖。我想，杨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他的广泛修养是分不开的。他担任过作曲系所有技术理论课的教学，每门课都编写过讲义。作曲理论多学科的广泛研究和教学经验，无疑成为他后来集中在曲式与作品分析领域创建独特学术体系的基础。
       杨先生的外语功底，也是他成就学术的重要条件。杨先生的一个口头禅就是“好好学外语”。杨先生出生在北京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是留学美国的神学教授，他在辅仁大学专业学英语，英语的功底不言而喻。他在音乐学院担任教学工作初期，正值大批苏联音乐教科书进入中国专业音乐课堂，于是他又刻苦钻研俄语。多种语言的修养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杨先生常念师恩。对于马思聪、许勇三这些引他上路的前辈老师，他充满感念。杨先生最重要的两篇作品分析长篇论文，都是潜心研究他的老师马思聪的作品的成果。一篇是《继往开来的历史经验——论马思聪交响组曲“山林之歌”的艺术造诣》，另一篇是以马思聪的十八首小提琴曲作为研究对象的《马思聪小提琴作品的创作研究》。在《继往开来的历史经验》中，杨先生这样说：“《山林之歌》所体现的民族性，不是简朴民间音乐的复制或罗列，而是体现在音乐旋律发展、曲式结构、调式和声、和弦结构以及调性发展的相互配合时，所产生的交响性发展与极有特色的民族民间音乐有机而富于创造性的结合上。”杨先生多次引述马思聪先生的教导：“一个作曲家，特别是一个中国作曲家，除了个人的风格特色以外，极端重要的是拥有浓厚的民族特色。”杨先生在《马思聪小提琴作品的创作研究》最后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值此我国历史发展新阶段，在我们开阔眼界面向世界之时，我们也应该对自己历史的过去，对我们自己的音乐文化成就，要有更深刻，更准确，更客观的评价和认识，以便我们在更艰难的旅程中，不致迷失方向，妄自菲薄，重蹈覆辙！”
       杨先生对于许勇三先生的敬重，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到天津音乐学院工作以后，每次回到母校见到杨先生，杨先生总是说，在天津，要好好跟许先生学习，他是有真才实学的。1979年我参加许先生的研究生班研究巴托克，就是接受了杨先生的建议而做的决定。
       杨先生教给我们的，还远远不止于专业的修养和技能。杨先生甘于清贫，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更显得弥足珍贵。周海宏教授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杨先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精神坐标，是一面献身的旗帜，他拥有不可超越的内容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