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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首先是“政治动物”,然后才是“道德动物” 精选

已有 6572 次阅读 2012-4-12 01:43 |个人分类:伦理学|系统分类:观点评述|关键词:学者| 道德, 政治

道德和政治作为人类特有的人文现象,其实是人类作为动物的生物本质的特殊表现方式。生物之“生”作为动物的生命活动有两种基本形式:
 
(1)动物个体自求其生命持续存在的维生活动,其活动方式是趋利避害,在人类这种动物身上即表现为“唯利是图”,“贪生怕死”;
 
(2)动物种类的繁衍,即动物个体繁衍后代的生育活动,其活动方式即是《周易》所谓“生生之谓易”的“生生”,也就是动物个体以自身的生命活动来成就其他个体(后代)的生命,使其他个体(后代)的生命得以产生和成长,在人类这种动物身上即表现为父母生养和抚育子女的家庭生活。人类家庭的原始形态是氏族(包括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氏族同时又是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在此意义上,人类的家庭生活也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人类家庭生活的发展也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换言之,按人类的动物本能来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就是人类生养和抚育后代,即成就他人生命的生命活动。
 
就人类作为一种特殊动物的种类而言,人类社会的道德和政治不过是人类动物本能的体现:道德是人类生育本能的体现,政治是人类维生本能的体现
 
作为人类生育本能的体现,道德是成就他人生命的利他生命活动,这种生命活动的利他本性以自觉的意识形式表现出来,就是伦理思想或伦理学中的“人道”或“人性”原则。人道原则是只考虑人的类本质(人性),不考虑人类中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故大凡讲人道者都是关心人类的命运,如关心自己一样去关心同类的生存状态,如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尊重他人的生命,如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他人的生命。能如此信奉和实践人道者,就是所谓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的生理基础就是人类的生育本能,其心理基础就是对人类生育本能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表现为人对自己所属的生物种类(人类)的真诚情感,在这种情感中,人和他的类是合一的,人就是人类,人类就是人,个体与类毫无差别
 
作为人类维生本能的体现,政治是成就自身生命的利己生命活动,这种生命活动的利己本能以自觉的意识形态表现出来,就是伦理思想或伦理学中的“功利”或“利益”原则。功利原则是只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只考虑自身与他人之间的利害关系。故大凡讲功利者都是关心自身的利益,即使是关心他人的利益,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是为了成全自身的利益,才成济他人的利益,也因此,唯有自觉意识到他人的利益不但跟自己的利益相一致,而且自己的利益的实现依赖于他人的利益的实现时,才愿意为他人谋利益,这种意识和意愿就是所谓“合作意识”和“合作意愿”;反之,当意识到他人的利益不但跟自己的利益不一致,而且彼此互相冲突时,则非但不愿意为他人谋利益,相反要排斥他人的利益,以保全和成就自己的利益,这种意识和愿意就是所谓“利己心”和“自私心”——在人与人之间有根本利益冲突时,“利己心”和“私自心”则会发展为“损人心”和“掠夺心”或“侵略心”。要之,信奉功利原则的功利主义者总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来权衡利弊得失关系的,他们既可能谋求与他人的合作,也可能拒斥与他人合作,还可能采取对他人的掠夺行为和侵略行为。功利主义的生理基础就是人类的维生本能,其心理基础就是对人类维生本能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表现为人对自己作为人类中的独特个体的自爱之情,在这种自爱情感中,人与人类是有差别的,人不是人类,人类也不是人
 
 
现在许多人是以人道主义来观察和评判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殊不知,无论是国内政客,还是国际政客,他们都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自身利益的主体,又是代表一定国家利益的主体。
 
作为自身利益的主体,政客的个人利益与其他人的利益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利益都是有差别的,甚至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在这种关系中,政客与其他一切人是一样的,在这种场合,应该把政客当作常人来观察和理解他们的行为,就国内政客而言,我们与他们的区别仅仅是中国人个体之间的差异,在国民性上则彼此无有差别,所以对我们来说,既不要把这些政客想象得太坏,也不要把他们想象得太好,他们的优缺点其实和我们不相上下,归根到底,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人类这种特殊动物,既有利己为己的维生本能,也有利他为他的生育本能。政客作为常人的行为方式和我们一样,完全取决于对其人类本能的自觉意识是偏重于什么方面及其自觉性的程度如何,若是偏重于人类的维生本能,其观念和行为就可能倾向于功利主义;若是偏重于人类的生育本能,其观念和行为就可能倾向于人道主义。对维生本能的偏重,是反映其人生经历中过去或现实的生存境遇和生存状态较差,缺乏维生方面的安全感,所以其维持本能较易为其自觉的意识所反映;对生育本能的偏重,是反映其人生经历中过去或现实的生存境遇和生存状态较好,在维生方面有较强的安全感,所以在其自觉的意识中,其维生本能较受抑制,其生育本能则较为活跃。
 
作为代表国家利益的主体,政客只是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因此,在对内关系中,政客与其他人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这只能说明政客没有担当起为国家利益代言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职责,是失职的表现。因为国家利益是整体利益,国民个人利益是局部利益,整体与局部的差别是客观存在,其利益差别和利益冲突在所难免,而政客的根本职责在于保证国家的整体利益的实现,其一切行为都是达成这个根本目的服务的,在这一点上。政客的政治行为没有本质性的差异,只有艺术性的差异,若其艺术性较高,就容易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处理得当和协调得好,如此就不易引起国民普遍的不满或怨恨;反之,则难于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处理得当和协调得好,如此就容易引起国民普遍的不满或怨恨。
 
在对外关系中,政客的所言所行是代表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而国家与国家之间既存在着经济利益的差别与冲突,又存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别与冲突,还存在文化传统的差别和冲突,所有这些差别与冲突都必然要通过国际政客的言行表现出来,在一定条件下,他们的言行可能导致国家之间的局部冲突或整体冲突,其冲突程度较高时则可能演变成国家之间的局部战争或整体战争。
 
以人道主义来观察和评判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其缺陷就在于:在其观察者和评判者的视野中,政客只是他们自己,即他们只是人类中的一员,其所言所行只是反映了他们本人的认知(私见)、情感(私情)和意志(私意),而不代表其他任何人或国家,因此,其言行的是非与得失,都应该以人道原则或人性原则来加以公正的评价,凡不合人道或不合人性者则为非正义或邪恶,合乎人道或合乎人性者则为正义或善良。进言之,在这些人道主义的观察者和评判者心目中,人与人类不应有任何差别,人类就是人,人就是人类。按照他们的逻辑,人类是不应有维生本能的,只应有生育本能,换句话说,人类的维生本能是不合理的,只有生育本能才是合理的,也就是说,人类只是也只应该是一种道德动物,而不是也不应该是一种政治动物
 
政治领域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本质上是人性论领域中的道德主义,其在当今中国思想界的流行,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主义人性论的复活,另一方面是基于人道主义世界观的西方“人权高于主权”论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简言之,它是儒家人性论和西方人权论互相合流的产物。这种人道主义价值观,根本抹煞了人类的维生本能,抑或根本不承认人类的生育活动是以其维生活动作为前提和基础的
 
维生本能是人类作为动物的最基本的本能形式,人类的其他本能都必须以这个本能作为基础。生而为人,如果他们都不能维持其自身个体的生命及其种族的生命,他们又如何能成就其他个体的生命和其他种族的生命呢?爱人类是始于自爱其生命,由自爱其生命而及于泛爱其种族生命,由泛爱其种族生命而及于泛爱一切人类的生命。而生态伦理学则更要求由泛爱一切人类的生命而及于泛爱一切动物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首先是“政治动物”,然后才是“道德动物”。亚里士多德曾称“人类是政治动物”,而儒家则认为人类与禽兽的根本区别是“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语)。中、西文化以此而有别焉。今西方所谓“人权高于主权”之论是背离古希腊文化而向中国先秦儒家文化靠拢矣,这是否意味着西方文化正在向中国文化合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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