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健康状态明显衰退，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那段时间，我每晚就寝前，都要到他的卧室去看看他是否入睡了，是否需要我帮他做些什么。渐渐成为习惯。在他离开后的这一年里，好几次，夜深人静，我仍然想要去父亲的卧室看看他，却猛然醒悟已经再也没有这个必要了，心头涌上一股不可名状的凄然和痛楚。

这一年来，每个月，我们全家都会去父亲的陵墓献上几束鲜花。花是从家里的花园里剪的。寒来署往、花谢花发，可喜的是，庭园里四季都有花儿轮番开放。天堂上不知有四季没有？只希望这些自家种的花，让父亲的在天之灵感觉仍然和家人在一起度过春夏秋冬，而不会感到寂寞。

父亲的陵墓座落在离家半小时车程的的一个幽雅的陵园里，在绿树的掩映中。建造的材料是黑和红两种大理石，底座上雕有一幅显微镜的图案，是区别于周围陵墓的一个特色。这是我那从事建筑设计的女儿的构想，显微镜象征着她的爷爷终生热爱的科研事业。

父亲这一代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是新生的共和国的科研事业的拓荒者。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现在的科学工作者的生存环境相比，并不优越。或者说，各有各的遭遇和困惑。自五十年代以来，父辈们无可选择地要经历各种政治运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从海外归来者，在运动中感到迷茫而不知所措。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科学探索有“瘾”，只要一投入工作，什么委屈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并非圣人，却真正实践着利万物而不争，虽九死而无悔。

在我心中，父亲的去世，就像一艘远洋的航船到达了终点，停泊在平静的海港。而那乘风破浪的往昔，已在所有怀念他的人们心里成为一幅永恒的画卷。

在父亲离开后的一段时间里，父亲生前的许多同事、学生和朋友，还有海内外的许多亲友，纷纷寄来悼念和回忆的诗文。这些文字，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展示了一个真诚、积极、厚重的人生。其中，特别令我和家人感动的是最近刚刚辞世的刘瑞玉先生的悼念文章。刘先生是曾与父亲共事多年的同事和挚友，在悼念文章中，他不仅对父亲作出“我国现代有孔虫研究的先驱和奠基人, 又是中国科学院海洋浮游动物学科的创建者和带头人”的评价，而且满怀深情地回顾道：“我们在推动海洋生物学发展的奋斗中，并肩战斗三十年, 在海洋生态和无脊椎动物分类区系研究中目标和行动一致, 互相支持, 协力拼搏；特别在‘全国海洋综合调查’ 和 ‘北部湾海洋综合调查’国家重大项目的计划制定、调查规范起草、科技团队培训和任务执行及研究总结过程中， 团结合作，恪尽职守, 互相砥砺、支持，圆满完成了艰巨任务；也促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建立了深厚友谊。” 刘先生当时已是中科院资深院士，以耄耋之龄仍然活跃在科研的岗位上。虽然听力有些失聪，但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依然宏亮清晰，令人欣慰。没想到时隔不到一年竟也离开了。

这些悼念和回忆的诗文，温暖着我们的心。我和家人决定将其汇集成书，一来为了寄托我们的哀思，二来为了答谢撰写这些诗文的亲友，三来为了留给子孙后代，让他们了解先人的历史。纪念文集定名定为《允执厥中── 郑执中纪念文集》。“允执厥中”来源于父亲的一段自述。原来，我的祖父在我父亲出生前四个月就病故了。当时只有三十出头的祖母伤心之际，给我父亲起名叫“缺儿”，意思是命中有点欠缺。直到报名上小学，校长把“缺”字改成“厥”字，并根据《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执厥中”，为我父亲取学名“执中”。而“允执厥中”也正符合父亲平正公允的为人。母亲亲自为纪念文集的封面题写了这四个字。

纪念文集分成四大部分： 

文集里不是单有文字，也有不少珍贵的老照片。父亲以前的弟子和助手郑守仪院士，特地找到几张五、六十年代父亲和他领导的课题组的科研人员的合影寄来。

人走了，爱留在人间，怀念刻在生者心中，用文字为载体记录下来，流传下去，便是一座文字筑成的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