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ennifer Couzin-Frankel  译者：杜阳

两个期刊编辑犀利的审视科学的诚信，质疑科学工作者的专业精神。

Ferric Fang （简称 Fang） 和 Arturo Casadevall （简称 Casadevall）是没什么交集的两个人。他们相距千里只是偶尔在电话里通话。（“有几次，我没有立即认出他的声音，”Fang承认）。Fang在洛杉矶长大，父亲拥有博士学位，并就读于哈佛大学。Casadevall 在11岁时逃离古巴来到美国，在纽约与家人团聚，之后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就读于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因为该大学第一年是免费的，曾在麦当劳和银行出纳员以赚取零用钱。 “我从来没有想过拥有一个关于科研的职业生涯” Casadevall说。 “我没有想到做科研还可以得到报酬。”

尽管存在差异，他们通过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找到了平行的轨道。他们在各自的学校，管理大型实验室，获得终身教职和各种荣誉。Fang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Casadevall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布朗克斯-纽约。他们成了熟人，偶尔碰面，但仅此而已。

差不多5年前的觉醒把他们带到了一起。除了自己的成绩以外，他们所看到的学术界的不受欢迎的转型使他们忧心忡忡。人们更关心在高引用率的杂志上发表文章，探索和发现本身却被边缘化了。科研经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稀少。研究人员只着眼于狭窄的领域，他们对科学的激情往往无法得到沟通。

这一切都不是新的问题。但Fang和Casadevall决定尝试做一些事情，找回他们当初投身于科研时的冲动--惊险的探索过程，成就比个人更伟大的事业。他们要问：我们是在以我们能做到的最好方式在做科研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有什么可以改变的？

伙伴关系

“绝大部分的科学家，99％，是被恐惧所驱使的，”Fang说。在一个11月份的早上，伴着音乐他坐在费城的一个咖啡馆中，紧邻宾夕法尼亚大学，在那里他刚讨论完一氧化氮和细菌。正如最近经常发生的，他遇见的研究人员喜欢讨论一些其他的事情：申请科研基金和发表论文的巨大压力，高发的科学不端行为，这些正是Fang正在深入研究的。

Fang 和Casadevall在2008年走到了一起。Fang是《感染与免疫》的主编，这一期刊是由美国微生物学会（ASM）主办的。Casadevall也是这一期刊的编辑。 （随后，他被要求领导一个新的ASM出版物，mBio）。“我意识到，我有这个特权写出我自己的见解，”Fang说。关于科学界的现状“我开始缠着我的编辑要想法”。 “这时Casadevall站了出来。”

两人很快确认彼此都渴望在这一领域成为领袖。他们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发表在2009年初，标题为“NIH同行评审改革，我们所需要的变革，还是换汤不换药？” （"NIH Peer Review Reform—Change We Need, or Lipstick on a Pig?"）文中探讨了科学家们依赖科研基金以支付他们的工资，并质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同行评审的改革是否能收到成效。 “我们开始得到对这些文章越来越精彩的反馈，”Fang说。 “只有极少数的人想给期刊写信，但他们很高兴写信给我们。”

一封留言来自Montgomery-Downs，她是西弗吉尼亚州摩根敦大学研究睡眠的学者。当时，她是否能拿到终身教职取决于她是否能成功得到两个重大的NIH基金。在过去的3年内她提交了10次失败的申请，仅仅依靠她在第11次申请到的微薄的科研经费勉强度日。 “我有很好的科研成果，但没有时间去发表它们，”她对Fang和Casadevall写道。 “我不是一个情绪化的人，但阅读您的文章后，我把我的头埋在办公桌上哭了起来。你们的文章证实了所有的传言并且证实了不止是我一个有这样的情况。”

Montgomery-Downs，允许本杂志（Science）引用她的信，她告诉Fang虽然在11月她拿到了终身教职，但是从那时起她所有的基金申请全部失败了。

得到了像这封信一样的激励，Casadevall和Fang继续向前推进。他们文章的草稿通过e-mail从东海岸飞到西海岸，他们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发现了一个亲密的同志” Casadevall在吃早餐的时候说到。 “只要有分歧，我总是服从Fang。他总是正确的。”

“我们确实志同道合，但Casadevall是诗歌，我是散文，”Fang说。Casadevall负责文字，Fang负责数字。通过几篇共同的文章反复拷问了同行评审、基础科学、以及科学研究的特点。一个晚上当Fang正在他的办公室工作的时候，他收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电子邮件，这封邮件可能改变他们两个人的道路。

“我们先向您通报，关于发表在《感染与免疫》上的论文，我们发现其重复使用与其他论文相同的图片，”作者是在日本冲绳，琉球大学的院长。Fang不知道的是，琉球大学在得到另一份期刊的提醒后，一直在调查病毒学家Naoki Mori所发表的数十篇论文。

“《感染与免疫》出版了6篇Naoki Mori的论文。另外还有3篇发表在ASM旗下的《病毒学杂志》。在ASM的数据专家对这些图表进行逐个像素的数字分析后得到了和琉球大学同样的不幸结论。Naoki Mori最终同意撤回论文。

Fang被这次的经历震撼了。人为改动图表的恶行几乎很难被发现，只能靠运气—在一次《Journal Blood》的同行评审中偶然发现了一些图表之前已经被发表过，这引发了一个调查。在此之前，Fang一直假设，科学像很多人希望的那样，是自我纠正的。突然他意识到可能情况并非如此。他现在认为“有大量的科研并没有得到纠正。”

尽管如此，许多期刊编辑在其任期内都遇到过学术不端行为。为什么Naoki Mori的案例能够驱使Fang坚定的转向了新的方向？ “那么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问道，针对这个问题他开玩笑说：“不是我的问题，是Casadevall的。”

问题

Casadevall的世界观形成于他作为一个古巴流亡者的人生体验和对自己的好运的感激。他的父亲是不被允许在美国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曾被关在古巴的战俘营。鼓励Casadevall从事国际贸易。在1979年纽约大学录取他来攻读M.D./Ph.D.学位时，他吃惊地了解到，他将获得的津贴比他曾经的四份工作的工资总和还高。他要求6月份提前入学，并预支部分薪水，学校同意了。

像Fang一样，Casadevall开始了他充满理想主义的学术生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困扰开始增长--科学家们不愿去学习如何像他们的前辈一样从事他们的工作--科学的科学（the science of science）。 “我们不看我们自己的肚脐，”他说。如何开展高效率的科研事业是他所关心的问题，目前几乎没有任何关于这一问题的信息。一般来说，奖励对科学是有益还是有害的呢？什么是最佳的实验室规模？学术不端行为到底有多么普遍？

Casadevall和Fang选择解决最后一个问题。他们借助于一个丰富的数据来源以帮助他们：科学文献—一个包括长达几十年的高水平学术论文和被撤稿论文的宝库。

两人调查了期刊的影响因子和论文的撤稿率之间是否有任何的联系。他们推测，越是著名的杂志，科学工作者越不惜铤而走险偷梁换柱，甚至是捏造数据，以获得他们的工作得以发表。他们检索了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PubMed，调查一系列有着不同影响因子的期刊的撤稿率，并发现了一个强大的相关性。他们于2011年8月在《感染与免疫》发表了 “撤稿指数”。

他们不是第一个发现这方面相关性的，但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撤稿指数在世界各地的报纸和杂志上再版。包括在2012年4月，“纽约时报”在头版介绍了Fang和Casadevall关于撤稿的研究，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影响力。

他们的下一个项目更是雄心勃勃。他们想要对公开发表的文献中的学术不端行为进行量化。他们从北卡罗莱纳州招募了一位医学写作者R. Grant Steen。他们从在机场，在飞机上，工作之余的时间中抢夺时间，建立了一个巨大的Excel文件包括所有能从PubMed中找到的自1977年以来的2000多条撤稿信息。

他们从其他的来源中交叉引用许多撤稿的信息，如从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ORI）调查不端行为的报告。67％的所有撤稿的学术不端行为可以分为三类，包括欺诈和剽窃。该研究结果发表在2012年10月的国家科学院论文集中（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我们从来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将是如此普遍” Casadevall说，他原以为绝大多数的撤稿的原因是无心之过。 “我们需要清理我们的行为。”

撤稿率仍是很低的，只有万分之一。但是，“即使是一个由于欺诈的撤稿，就足以给科学的公信力带来很大的伤害，”Fang说。实际的问题率要高得多。“PLOS ONE在2009年的一篇论文中的研究支持了他的这一说法，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意大利研究人员Daniele Fanelli研究了21个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通过数据得出的结论是14％的科学家说，他们知道有同事伪造数据，约2％的人承认自己曾经有过不端行为。

（未完待续）

2月4日更新：经曾老师指点，原来此文已在《中国科学报》上发表，链接如下：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3/1/269132.shtm

看来我就不用班门弄斧，继续翻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