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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哲学概念的历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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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哲学概念的历史反思
——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
按照古希腊哲学家的哲学观[1][1]，哲学是一种求知活动，人类的全部知识皆在哲学的范畴之内。亚里士多德把当时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分为两类：一类是知识，另一类是知识的工具。属于知识类的有三种：诗学或美学---包括美术、修辞学；实践科学——包括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理论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形而上学（“物理学之后”）和神学。知识的工具，即是逻辑学。亚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学称作“第一哲学”。他说：“有一门学问（引者案：指形而上学），专门研究‘有’（或存在）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这门学问与所谓特殊科学不同，因为那些科学没有一个是一般地讨论‘有’本身的。它们各自割取‘有’的一部分，研究这个部分的属性”[2][2]。
至中世纪，哲学仍被视作各种知识的总汇，但其中研究“上帝”的神学被提升为“第一哲学”。例如，托马斯·阿奎那把“思辨科学”（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所讲的“理论科学”）划分为“物理学”（又称“自然学”）、“数学”和“神学”（又称“形而上学”）三类，而论神学曰：“……所以称为神学，是因为它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上帝。它也称为形而上学，意思是超过了物理学，因为我们在物理学之后遇到这个研究对象，我们是必须从感性事物前进到非感性事物的。它又称为‘第一哲学’，因为其他的科学都从它取得自己的原则，都跟从它。”[3][3]
从十七世纪开始，欧洲的哲学家们根据各自的理解，给哲学下过许多不同的定义：
弗兰西斯·培根说：“关于（事物的）形式的研究就构成形而上学（哲学）”[4][4]。霍布斯承培根之说而更有所发挥道：“哲学的任务乃是从物体的产生求知物体的特性，或者从物体的特性求知物体的产生。”[5][5]又曰：“哲学的主要部分有两个，因为主要有两类物体，彼此很不相同......其中一类是自然的作品，称为自然的物体；另一类则称为国家，是由人们的意志与契约造成的，因此便产生出哲学的两个部分，称为自然哲学与公民哲学。”[6][6]
笛卡尔说：“哲学一词表示关于智慧的研究，至于智慧，则不仅指处理事情的机智，也兼指一个人在立行、卫生和艺术的发现方面所应有的完备知识而言。”[7][7]他又说：“全部哲学就如一棵树似的，其中形而上学就是根，物理学就是干，别的一切科学就是干上生出来的枝。这些枝条可以分为主要的三种，就是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8][8]笛卡尔的哲学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概念约略相当（只是前者不再包括神学），他差不多依旧视哲学为人类知识的总体。
休谟主张哲学应当以人性为研究对象。他说：“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希望借以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即是抛开我们一向所采用的那种可厌的迂回曲折的老方法，不再在边界上一会儿攻取一个城堡，一会儿占领一个村落，而是直捣这些科学的首都和心脏，即人性本身；一旦掌握了人性以后，我们在其他方面就有希望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了。”[9][9]爱尔维修的观点与此相似，主张“哲学家研究人，对象是人的幸福”[10][10]。
费尔巴哈则试图建立一种“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11][11]。
而康德声称：“我把不是有关对象而只是有关我们认识对象的方式（只要这种方式在先天的可能范围内）的所有知识，叫做先验哲学。”[12][12]这是把哲学理解为人追求求知方法的活动。这种哲学观与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的传统哲学观有了明显的质的区别，后者惯于把哲学理解为追求知识的活动。
费希特则主张哲学应当研究自我。他说：“注意你自己，把你的目光从你的周围收回来，回到你的内心，这是哲学对它的学徒所做的第一个要求。哲学所要谈的不是在你外面的东西，而只是你自己。”[13][13]
黑格尔的哲学观与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的传统哲学及其同时代的种种哲学观都大不相同，他认为哲学既不是求知活动，亦非追求求知方法的活动，而是追求思想和概念的活动，“哲学除了把表象转变成思想——当然，更进一步哲学还要把单纯抽象的思想转变成概念——之外，没有别的的工作”[14][14]。以此，黑格尔主张哲学应当研究“绝对”：“哲学的历史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绝对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15][15]。所谓“绝对”，就是“完全普遍的对象”。“哲学与艺术，尤其是与宗教，皆共同具有完全普遍的对象作为内容。”[16][16]只是哲学对“绝对”的把握方式不同于艺术与宗教：“艺术和宗教是最高的理念出现在非哲学的意识——感觉的、直观的、表象的意识中的方式”[17][17]；而哲学则要“把表象转变成思想”并进而“把单纯的思想转变成概念”。要之，按黑格尔的哲学观，哲学的对象乃是“完全普遍”的东西；哲学的形态则表现为思想、概念。这样的哲学具有不同于特殊科学的身份。“特殊科学的对象只是有限对象和现象。把关于这种内容的知识聚积起来本身就不是哲学的任务。这种内容以及它的形式均与哲学不相干。”[18][18]
综上所述，欧洲哲学史上的哲学观，归纳起来有三种：
（1）哲学是一种求知活动；
（2）哲学是一种追求求知方法的活动；
（3）哲学是一种追求思想概念的活动。
就哲学的对象而言，则可归纳为五种：
（1）哲学以整个世界（包括人、自然以及超人间、超自然的东西）为研究对象；
（2）哲学以人和自然为研究对象；
（3）哲学以物体为研究对象；
（4）哲学以个人自我为研究对象；
（5）哲学以完全普遍的“绝对”为研究对象。
从哲学的形态来说，则可归纳为两种：
（1）哲学是一种知识形态的东西；
（2）哲学是一种思想形态或概念形态的东西。
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形态是科学哲学。“在英语中，‘Philosphy of Science’和‘Scientifc Philosphy’都可译作‘科学哲学’。为把它们区别开来，有时又把后者译作‘科学的哲学’。就它们的微妙差别来说，前者指关于科学的哲学，即以科学为研究领域的哲学。后者指科学性质的哲学，是相对于不科学的哲学来说的。”[19][19]科学哲学内在地包含着这样两种新的哲学观：（1）哲学应当以科学为研究对象，以科学或科学领域为限制，与科学无关的问题则不在哲学论究之列；（2）应当把科学方法引入哲学，使哲学科学化。后者并不要求哲学必以科学或科学领域为限制，而只是要求哲学的科学性，主张哲学应当以科学形态——不是一般的知识形态，也更不是思想形态抑或概念（理念）形态——来展现自己。
在旨超越自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现代传统（包括理性、理想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内容）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哲学观。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是罗蒂（Richard Rorty）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要求“超越”以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为中心的所谓“大写的哲学”，而主张建立一种“对我们人类迄今发明的各种谈话方式的利弊的比较研究”的所谓“小写的哲学”。[20][20]这种后现代主义哲学观，实是对上述科学哲学中要求哲学科学化这一派哲学观的一种反动。针对后者，罗蒂有如是评论：“既然人是理性动物而科学又是合理性的顶点，科学就是模范的人类活动。而对文化的其他部分还需要说明的一点点，就是殷切期望其中有些领域（例如哲学）本身可能会变得较‘科学’些。”[21][21]在罗蒂看来，要求哲学科学化的主张是不合理的，因为这种主张把科学凌驾于其他文化部门之上，这是有悖于罗蒂所倡导的文化多元论的基本精神的。
通过上述关于哲学概念的历史反思，最要紧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哲学的对象问题，即：哲学到底研究什么？另一个是哲学的形态问题，即：哲学究竟怎样展现自己？对于这两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何所为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并没有直接给哲学概念下过定义。但是，从其有关论述中，还是可以看出他们对哲学的一些基本看法。
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2][22]这句话表达了马克思对于哲学功能的基本看法，即认为哲学应当兼具解释世界的功能和改变世界的功能。显然，不论是解释世界还是改变世界，哲学都是以世界作为对象的。马克思的上述看法表明，他把哲学理解为研究世界的学问，即关于如何解释世界和如何改变世界的学问。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不过是一种方法论，一种关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方法论。而以往一切旧哲学的共同缺陷，在于它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是，“（哲学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以解决如何改变世界的问题为旨归，这就是马克思所要建立的新哲学的根本特征之所在。这种新哲学，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关于如何改变世界的方法论，即“革命的实践”[23][23]方法论。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也谈到了他对哲学的看法。他指出：
……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
现在也被我们理解为历史发展过程的自然界的情况是这样，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渐自觉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因此，在这里也完全像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
……马克思的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24][24]
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是指包括以往的自然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在内的旧哲学。这些旧哲学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只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不是“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在恩格斯看来，这种传统哲学现在仅只有逻辑和辩证法（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尚有其立足之地，其它如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则被驱逐出自然界和历史领域了，取而代之的是，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来描绘关于自然界的联系的总的图画的“辩证的自然观”（即自然辩证法）和依靠由历史本身中提供的证据来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的“马克思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
要之，按照恩格斯的哲学观，哲学乃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历史和思维过程本身的一般运动规律的学说。这种哲学与其称之为哲学，还不如说它是科学更加贴切。相对“经验科学”而言，它可以被称作“理论科学”。
综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可对其哲学观作如是概括：哲学是关于世界的一般运动规律的理论科学和革命的实践方法论。
相比之下，我国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表达的哲学观则与上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哲学观有所不同。这种教科书通常把哲学界说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被说成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照此说法，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有是否有方法论的分别；而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有科学的与非科学的分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且它作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的。是否“科学的”，这成了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后界限。这种哲学观从表面上看起来，同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要求哲学科学化这一派的哲学观如出一辙。但是，实质上，在何谓“科学的”问题上，二者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界，“当人们谈论科学性的哲学时，主题是一种哲学的性质，即追求使哲学科学化。这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把科学方法引入哲学……因为要使哲学变成科学的，必须依赖可靠的手段来进行，科学方法是缺少不了的。并且哲学的科学性要有其标志，这也离不开科学方法。”[25][25]
我国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的理解则丝毫不涉及科学方法问题。它是从理论内容的完整性、严密性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的，认为其科学性在于其实现了“两个统一”，即：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统一。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归结到是否具有这两个统一上。然而，正如有的学者所业已指出的，“这种看法不能合理的说明：一、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并不都是机械的或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辩证唯物主义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为什么即使在费尔巴哈那里，也不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二，即使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都是机械的或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为什么同样缺乏辩证法，可以有一般世界观（或曰本体论）上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而不能有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三，为什么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不首先把重点放在阐述辩证的唯物主义，不首先去批判机械的或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是直接从批判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对感性对象的直观理解方式开始，等等。”[26][26]于是，有些学者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性归结为实践性，并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然而，究竟什么叫做“实践的”呢？对此又有多种不同的看法。由于该问题牵涉到对实践概念如何定义、如何理解的问题，而围绕此类问题的讨论，从来就难于也不可能获致一个客观的结论，故由此想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性，实在是难有指望的。
在我看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界限究竟是不是在于“是否科学的”抑或“是否实践的”这样的讨论和争论，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这种讨论和争论并未真正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门特殊学问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抑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视野中哲学的性质，应当从它的研究对象及其功能方面来把握和确定。如上所述，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哲学的对象及其功能的看法，哲学是关于世界的一般运动规律的理论科学和革命的实践方法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本质内容，亦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其哲学性质的基本规定。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研究而且确乎揭示了世界的一般运动规律的话，那末，严格地说，它已经从哲学转变成为科学，抑或它作为哲学同时又是科学。就其既基于经验科学又在知识形态上区别于经验科学，并且同以往的哲学一样具有解释世界的功能而言，它是哲学的科学（即理论科学）；就其不同于以往的哲学之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因而具有为前者所不具有的科学内容，从而不但具有科学的解释世界的功能而且具有科学的改变世界的功能而言，它是科学的哲学（即科学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只是表现为一种理论的知识形态（即科学的理论体系），它还必然要表现为一种现实的实践形态（即革命的实践活动）。
注：
[1]据“哲学”一词的希腊文本义，哲学原是“爱智慧”的意思。亚里士多德曰：“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然则，所谓“爱智慧”，也就是爱知识。爱知识，即意味着追求知识。
[2]《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22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66页。
[4]《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52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
[5]《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64页。
[6]《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65页。
[7]笛卡尔：《哲学原理》序言，商务印书馆，1958年。
[8]笛卡尔：《哲学原理》，第xvii页。
[9]休谟：《人性论·引论》第7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
[10]《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478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11]《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84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Ａ11＝Ｂ25。
[13]《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183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
[14]黑格尔：《小逻辑》第70页，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
[15]黑格尔：《小逻辑》第10页。
[1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62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
[1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62页。
[18]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58页。
[19]舒炜光、邱仁宗主编：《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
[20] 罗蒂指出：“我们这些想把客观性归结为亲和性的实用主义者，既不需要一种形而上学也不需要一种认识论。我们既不需要对信念与对象之间的被称为‘符合’的关系的说明，也不需要对保证我们这个派别能够进入关系的人类认知能力的说明。”（〈美〉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第82--83页，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罗蒂认为，不仅传统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是必须加以抛弃的，而且作为与这种传统哲学相承接的语言哲学也必须实行根本性的折转，即应从原来对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转入到对人们之间的“符号和声音的交换”——“对话”关系的研究：“一个后哲学文化中哲学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为我们的后代提供一种描述我们遇到的各种描述方法的方法，即一种对人类迄今为止已有的各种描述的描述”；“因此它是对我们人类迄今发明的各种谈话方式的利弊的比较研究。简言之，它很象有时被称为‘文化批评’的东西。”（同上书，第17页）
[21]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第4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9页。
[23]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7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1─243页、253页。
[25]舒炜光、邱仁宗主编：《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第3页。
[26]王金福：《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的真实意义及其历史命运——兼谈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理解》，《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任平等主编，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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