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课后，正好赶上人文学院组织的一个学术报告会，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忙于上课，好久没有听报告了，就借机去学习、学习。演讲者是北大的陈平原教授。陈老师的大名我是早就听说过的，陈老师这次报告的主题：抗日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其实很多内容也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不过经陈老师的细致梳理与解读，竟然有了完全新颖的感受。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中国的大学不但没有被炸毁，反而为未来储备了大量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功在当世，利在千秋。其中有些细节很温暖：抗日期间，国家如此窘迫，却一直为教育保持足额供应，这是非常难得的。而我们今天的教育投入也才刚刚达到20年前的世界平均标准4%（要知道这可是包括了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垫底的结果，主流国家应该高很多，记得去年我查世界银行的数据目前的平均值是6%），这实在说不过去。重视不重视教育，不是说的事情，而是行动的事情。嘴上说的再好有什么用呢？不要把对内许诺变成空头支票。那个信用透支游戏真的不好玩。回想我们这几十年，在没有任何外敌入侵的背景下，我们硬是自己内部折腾出一个千古难遇的十年内乱，以及大学停办，这个后果谁来评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如浮萍一般？人性之中的恶被随意用来治理社会，这些就是我们今天为之买单的原因。再有令我感念的事是，那时的大学是有个性的，也是有人情味的。如今的大学又有几个能做到呢？从这意义上说，钱老之问为非是以委婉的方式启发我们在教育上应该回到民国时代的理念，否则是断然没有出路的。不说这些沉痛的话啦，陈老师的报告做得很精彩，考证细致，说理充分。最后用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引用黑格尔的一句话结束这篇仓促文字：我从历史中知道，人们从历史中什么也没有学到！诚哉斯言！

2013-4-26夜于南方临屏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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