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家庭出身，这是过去填写履历表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栏目。今天说起来，也真有五味杂陈之感。文革前，对家庭出身的倚重已经开始了，每年高考招生结束，电台播送的新闻稿中总有今年有多少工农子弟考进大学，占招生比例的多少多少。说实话，当时我离读高中还有一段时间，看来与我关系还不算大，但是听到这样的消息，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不舒服。当时心里也没有多想，也许当时受到的教育认为，这样做也许有道理，但心里就是不舒服。

那个时候对于青年进行教育，特别是有些家庭出身不太好的青年，有一句老话，叫“有成份论，不唯成份，重在表现”。说这是党的阶级路线。有成份论，是说在用人时要看成份，但是又不唯成份是论，不是成份就决定一切，而重在个人表现。严格说来，这其实指的是本人的经历和成份，而并非家庭出身。但是后来所有的一切都是放在家庭出身这个方面上来。

在文革前，读中专时，还和同学讨论过类似的问题。说两个人表现都一样，只是一个出身好，一个出身不好，那么用人时要用哪一个？结论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当然要用那个出身好的。可是实际上，这样的结论肯定会伤害到很多人。

那时候要申请入团，家庭出身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家庭出身没有什么问题的，入团就容易一些，而那些所谓家庭成份高的子女，要入团且得经过一系列种种考验，那也不一定入得成。有不少人一次次地写思想汇报，一次次地表白与家庭划清界限，可是他们得到的，往好点说是沉默，往难听点说就是屈辱。当年那些人这样的遭遇，到今天想起来恐怕比当年还要沉重和悲凉。

上过百家讲坛的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在小学时成绩非常优异，就是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连普通的初中都不能去读，只能上一所民办的学校，学校没有钱，学生自己去干活挣钱。其实干活本身算不了什么痛苦，但那种被歧视受压抑的心境实在太让人痛苦了。王立群在央视上讲过他这段经历，不知有多少人听到过。我听的时候，心情可能跟他一样沉重。

写《出身论》的遇罗克也是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不能上大学。这样的人一般学习成绩都不错。如果按成绩来选拔，他们上学都没有问题。就是一顶家庭出身的帽子，给他们的人生蒙上了厚厚的灰尘，让人唏嘘不已。前两年，南方出了一本书，是说在文革前，一些中学毕业生，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就是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不能继续升学，他们都下了乡。而且，他们与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还不一样。知青后来回城有政策，而这些人，不算知青，没有政策。他们心中的痛苦情何以堪。

文革中，那条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还引起了中学生的一场大辩论。本来，其中的是非一目了然，根本不需要辩论。但是在那个人们头脑已经不太清醒的时候，这种辩论本身能有多少意义？。

在文革中，我当时所在读的中专，在学生斗学生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悲剧。一个学模具专业的三年级学生，是他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就是因为他出身不太好，结果被他们班那些所谓出身好的学生连斗带打，折磨到半夜。他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借上厕所的机会，把自己吊在厕所上方的排污管的弯脖上。一条不到20岁的生命就这样告别了人生。后来，他们班那些自命为红卫兵的学生还把他生前的一些照片拿出来，作为批判用。但我看到那张充满阳光的脸，心里真的非常地痛。

还有一个学生，是电机专业的三年级学生，也是被他们班的同学斗得够呛，他也难以忍受下去，从四楼跳了下去。由于下面有一些灌木，他的命算保住了，但是脊椎粉碎性骨折。他穿着一架钢背心穿了好多年。后来摘下来没有我就不知道了，那时我们都已经毕业离校了。

我们学校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和她姐姐都是学校的老师。她姐姐被打成右派。她不可能不受牵连。后来学校解散了，老师们都被分到各个工厂。这位女老师怀孕了，可是她所在的厂里硬要她给瓦匠当小工，搬砖递灰。结果不幸流产了。这样的事即使在那个年代发生，我们这些听到的学生心里还是很不好受，虽然我们那时候根本也不懂怀孕和流产都是怎么回事。

当年所谓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等。

当年所谓黑五类：地主、富农、资本家、历史反革命（国民党连长以上，三青团区队长以上）、右派分子等。

有些非红非黑的自称麻六类：中农、职员、小业主、自由职业者、教师、城市贫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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