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几本清人注疏的“十三经”。因为考据学的兴起，清人注疏的成绩整体上超越了古人。但注疏的事儿，在讲创新的今天是费力不讨好的，所以做的人似乎不多了。奇怪的是，做古籍翻译的却很多，其实那更是费力找骂的事儿。译得好的，大概能得零分，就是说做了等于不做，但还好，没有添加多少错误。书店里见过只有白文的《聊斋志异》，勉强还有存在的理由；还见过只有白文的《随园诗话》，连诗句都“白化”了，那就是造孽了，就像给古董的黄花梨椅子涂了一层3米厚的立邦油漆，当然只能得负分儿。听说有一种“白化病”，我没见过，现在可以在书店看见了。

我以为，考据的工作像考古，即使说不上创造，但多少还能发现一些被遗漏的宝贝。而古文的白话翻译，有点儿像做清洁，工作很辛苦，可最后代表成绩的是一堆垃圾。

翻译不但不讨好，而且很多时候翻译了也和原文一样不明白——《易经》不用说了，即使简单的小故事，也有白文等于零的时候。看一则《世说新语》：

钟毓为黄门郎，有机警，在景王坐燕饮。时陈群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共嘲毓。景王曰：“皋繇何如人？”对曰：“古之懿士。”顾谓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排调》）

翻译这段话，只需要改几个字就行了——有时翻译古文就是替换几个词儿，还好意思叫“翻译”么——但怎么“嘲”了，怎么“机警”了，不懂文言的读者看了译文也一样不明白。

当然，如今的注释本也不少。有些注本很好玩儿，大家都明白的，或者普通汉语词典能查到的，编者做得很认真很周详，而读者（如我）不懂的，他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了。看来注释者是高估了读者的能力，以为读者都和李约瑟博士一样，能读古籍却看不懂《人民日报》（传说，忘了出处，不知是否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