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球变暖是科学还是政治问题，这方面的争论由来已久。最著名的就是多年前出产的两部争锋相对的影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和《全球变暖的大骗局》（The Global Warming Swindle），让人们真实地感受到科学与政治的博弈。在这次博弈中，经常被拉出来说事儿的就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这个委员会成立于25年前，一直以来在气候变化这个新出现的问题上提供了权威性的评估。自1990年第一次报告后，IPCC发布了越来越复杂的后续版本，大约每六年一次，我们应该相信评估中的气候模型已经变得更强大、更好了，但研究人员仍然没有降低对气候变化一些关键问题的不确定性。2013年9月，IPCC发布了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人类活动极有可能是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可能性在95%以上，而过去的130年全球升温0.85℃。报告还警告说，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政策和技术的变化，世界正走向危险的温度上升中。

2014年4月13日公布了集中于减缓策略的最新专家报告，但使得许多气候专家和政策分析师颇感不满。批评家们抨击IPCC缺乏具体指导国家应该减排多少的建议。大家认为这些关键结论并不令人吃惊，而且缺乏细节。其主要内容对特定国家的决策者来说没有什么用，对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也更没有什么价值。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认同这个报告，他们表示：“总体结果是可预测的，但不是令人兴奋的。这些再熟悉不过的底线信息似乎并不能证明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IPCC争论说，所有的分析都在那里，现在的各国领导人必须掌握这一信息。二氧化碳当量从1970年的27Gt增加到2010年的49Gt，到现在可能已经达到了每年超过52Gt。有50%的机会可保持全球地表温度增加小于2°C（联合国目标），人类在2100年前不能释放超过1550Gt的温室气体在。按照目前的速度，这个限制将在2050年前就很快超过。发达国家在2010年坎昆气候峰会上同意的2020减排目标与2°C上限不一致，要想达到这一目标，2020年以后还需要进一步大幅度削减。

IPCC也承认，可再生能源行业正在大幅提高性能和降低成本，但同时日益增长的全球能源需求和煤炭在全球燃料结构中的增加，挫败了缓解气候变化的努力。不管精确的减排目标是什么，我们不得不走上减缓的轨道，从根本上扩大全世界范围内的低碳能源形式。核能和对环境安全的地球工程技术，如移除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捕获和存储方式都是值得考虑的。研究人员认为应该更加务实和多元化地来应对气候变化。例如，2010年这个小组在政策文件中写道：促进技术进步同时还要关注减少贫困，因为估计有15亿人还没有用上电，这可能最终被证明是比已经到期的《京都议定书》更有效的国际条约。

IPCC报告的主要作者强调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最大挑战是政治，而不是技术。大多数评论家都同意，尽管IPCC没有为具体的策略开出处方，但他们设法加强了科学和政治之间的联系，迫使决策者真正参与到可能的气候变化科学中。

这样的争议几乎天天都有，但鲜有人著书立说来专门进行讨论。前不久（2014年4月），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里德学院（Reed College，乔布斯也是在这个地方读的大学）历史与环境学家Joshua P. Howe所撰写《曲线的背后：全球变暖的科学与政治》（Behind the Curve：Sci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Global Warming）。在这本书中，Howe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溯源了全球变暖的历史，这个从科学好奇心出发的问题最终发展为国际环境政治的中心议题。

1958年，查尔斯·大卫·基林（Charles David Keeling）及其同事在夏威夷的冒纳罗亚火山上开始了对大气中二氧化碳的一系列测量活动，这个活动引起了世界的注意，开辟了气候变化研究的新纪元，扩大了人类的认识。冒纳罗亚火山测量结果是全球关于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长的最长连续记录，这个记录连成线就是著名的基林曲线（图）。他们所记录的二氧化碳浓度的持续上升构成气候科学及经济和政治决策方面被人们接受的背景。

图 基林曲线

这本书讲述的故事就是从这个不断攀升曲线展开的，通过大量的历史背景，强调科学家、环保主义者和政治家之间的关系及其这些关系随时间的变化。Howe说，问题的实质，是让科学家成为全球气候的主要发言人。但是当他们发起以“科学第一”（science first）为原则的宣传，呼吁共同抗击全球变暖时，虽然促进了一些新科学的产生，但这些科学在全球变暖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并未能产生什么有意义的结果。实际上，一个排他性的科学使得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宣传更容易遭受政治反对派的攻击，反而限制了它们在科学上进行讨论的空间。因此，虽然我们有比50年前更多关于全球变暖的认识，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仍然在持续上升，现在的问题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更糟。

有一些著名人士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例如，美国环境历史学家William Cronon在本书的序言中说：“Joshua Howe的信念是，我们必须超越科学来解决这个人类认为科学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只有将气候变化放在更大的文化和历史框架中，我们才能知道必须从科学中学习什么，不回避伦理、道德和政治。如果我们能通过未来挑战性的选择来寻找我们的路，这都是不重要的”。斯坦福大学研究美国历史的教授Richard White和Margaret Byrne这样评价：“科学家们已经证明地球变暖的原因，但他们未能阻止气候变暖。要阻止科学卷入到政治和经济中，在这一重要的书中，Joshua Howe探讨了科学家和环保主义者（尽管都生活在强烈的政治世界中）如何设法解决科学正确和政治错误的问题。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英雄与歹徒之间的故事。Howe讲述了一个更微妙的故事，这是一个悲剧，其中多少有些天真的科学信仰的人提出要科学家在这个复杂的世界提出政治上无效的策略”。《发现全球变暖》（ The Discovery of Global Warming）的作者Spencer Weart评价：“我们应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这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而且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议题。通过深入而广泛的分析，这本书将全球变暖政策的历史放在完全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之中”。《在冰川融化的影子中》（In the Shadow of Melting Glaciers）的作者Mark Carey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必要的书，将气候科学和政治的历史追溯到了二战后期。

当然，正如这个有争议性的话题一样，对于这本书的评价，也有其他不同的观点。例如，NASA戈达德太空研究所的Gavin A. Schmidt在上周出版的Science周刊上撰文 “On Scientists and Advocacy”，从自己的认识详细评价了这本书。坦率地讲，这是一个近乎批判性的书评。Schmidt开篇说：“去年，我询问了来自世界各地数百名地球科学家一个问题，对于相关与气候科学和政策进行公开宣传应该如何定位。我给出了一个建议列表，包括增加研究经费、为教育提供更多的资源，提出具体的减排技术等等。几乎大多数人都赞同这些主张，有明确例外的是地球工程和核能研究。”

Schmidt认为科学家应该负责任地宣传与他们专业相关的内容，并点出1979年Steven Schneider发表的一篇文章所带来的困惑——过去30年最著名的全球变暖预言就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Schneider在文中称，西南极洲冰盖会在2000年之前融化，导致美国海平面升高8米多，沿海地区将成汪洋，现在发现这与事实严重不符。当然，Howe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科学组合，他还反复强调了科学家在这种宣传中的重要性，他们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政策挑战，说明这远非一个纯粹的“唯科学”（science-only）方法，因为紧随其后的是许多科学传播者。Howe在这本书中所描绘的大多科学家并不像Schneider。但是50多年来，这些科学家们显然一直在坚持一个错觉，那就是政策仅仅来自于科学事实。他们非常纳闷，为什么二氧化碳排放还会继续上升呢。说来也奇怪，其中一个人就是Schneider.。这种矛盾既令人惊讶又有点令人失望。

Howe认为，缺乏应对加速二氧化碳排放挑战的响应，正排他性地提出了“科学第一”原则。他说“作为科学家们科学第一方法的结果，他们认为对这些理解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Howe隐含地将科学家们对科学第一的方法与他们的宣传必须唯科学的想法等同起来。另外，Howe声称这种唯科学宣传反过来导致了科学本身成为一个政治目标。这个论点其实有多个问题。例如，Howe没有说明非科学第一（non-science-first）方法是什么样子的。事实上，很难想象没有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非科学理由。Howe不承认像Schneider这样的科学家实际上是完全意识到唯科学对宣传来说是不够的，这很奇怪，因为Howe显然已经仔细阅读Schneider最新大作了。更奇怪的是，Howe未能认识到当科学被认为威胁到一些宗教、政治或经济利益时，经常会出现反科学（anti-science）政治策略。任何声称气候科学家进行宣传的唯一后果是受到政治攻击是毫无历史根据的。总的来说，我很失望Howe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很肤浅的。在早期，他声称科学家们宣传的唯一合理方式是需要更多的科研资金，这一立场反映了一个非常狭窄的和不切实际的，而科学家可能认同的价值观。这种狭隘的视野贯穿整本书，不断重复有关科学家在政治上幼稚的老套描述。这本书给人的印象不是对唯科学方法应用于政策上失败的批判，而是科学家首先在政策上失败的批评。

最后，Schmidt总结说：制定政策的真正障碍与气候变化的严重性相对应的挑战，是我们有一个巨大的依靠现状的既得利益群体（虽然这是越来越不可持续的）。这使它比科学家之前确定的任何环境问题都更加困难。尽管如此，科学和科学家仍在苦苦寻觅一些方法。根据我的调查，许多科学家所采用的宣传方法比Howe所想象的要细致得多。作为一个像我这样的传播者，我认为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信号。

参考资料
[1] http://www.washington.edu/uwpress/search/books/HOWBEH.html
[2] On Scientists and Advocacy, Science, 2014-04-18, 344: 256.

[3] IPCC report under fire. Nature, 2014-04-17, 508: 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