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的人知道，在去年诺奖评选过程中，张一一对我发表了许多负面言论，并发生了裸奔事件。我并不想渲染这件事，在这里想说的是现在社会中确实存在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怪现象。本来张一一说若我能获得诺贝尔奖，他就要裸奔，我得到了，你认输就行了，谁也不会太当回事，很多人都在猜测，有不同看法，有对有错都很正常。但张一一虽然输了，得到的竟全是正效应，我完全没想到。他自编自导，炒作这件事，许多著名旅游网站邀请他前去裸奔，使他借此扬名。

现在确实有不少媒体只顾炒作，不讲操守，明知是毫无根据的消息，却乐此不疲地传播，有意帮助扩散，吸引眼球。我在瑞典也谈到过，中国媒体在某些方面不是没有自由，而是太过随意。我明明知道有些人在对我恶意诽谤，但也无法辩解，去争辩反而会助长炒作，落入圈套。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我认为是具备的。这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奖项，且有严格的评审程序，比如说对于评奖过程中的细节，规定了50年代保密期。网上的博彩，也只能是分析猜测，不可能得到任何真实的依据。每年2月1日是截止期，在此之前都可以提名，是很开放的。提名后由18人组成的评委会遴选出3到5人，提交给5名常委做最后的裁决。

究竟谁入选到了最后的3到5人，目前是无人知晓的。我最后当选了，显然是其中之一，但还有谁进入到了这三到五人之中就都无法确认了。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可能他入选了，也可能根本没进去，是一个谜，现在谁也无法确认，要等到50年后才能解密。

有些人对马悦然的作用过分夸大，认为把他搞定就行了，实际上马只是评委会的18人之一，并没有进入到5常委。可以参与3到5人的推荐，但无权做最后的裁决。

有人说我与他关系如何如何，其实有什么关系呢？简而言之，就是三支烟的关系。在香港见过一面，他抽了我一支烟；在台湾我抽了他一支；在北大他又抽了我一支。算起来他还欠我一支烟。最近一两年，马悦然确实翻译了我的一些散文，但这是他作为汉学家需要做的事，他也无法确定我是否能获诺贝尔奖。

实际上马悦然以前对我是持批评态度的，嫌我写的东西太长。后来我在《上海文学》上发了9个短篇，他才有所改变。我并不认可他的看法，长短是由内容决定的。我是坚持捍卫长篇的，很难写，要把握好长度、密度、深度的关系。写长篇不是往里面注水，吹泡沫，是整体内容的需要，如同仙鹤的腿长，但砍短了就不是仙鹤了。在这方面确实一直存有争论。

我坚持乡土文学，这是翻译的天敌。文中会出现大量方言土语和特殊的意境，很难翻，但我不会取悦于翻译家。作家不能与读者为敌，但是可以与翻译家为敌，这也是对译者的考验。

搞定了马悦然，并没有多大作用，也说明不了什么。18个评委也不都是老糊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取向和爱好，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决定的。

我是通过电话接到获奖通知的，一个老外打电话告诉我，外国人的声音还是可以听出来。当时的感觉一是惊喜，二是惶恐，这是我后来对外表达的获得消息后的心情，但翻译后成了狂喜，这就变味了。惊喜、惶恐与狂喜不应是一个意思吧！

通知我时让我先不要告诉其他人，要等到正式宣布。但我还是先告诉了我的亲人。后来都知道消息了，市领导也到我家来表示祝贺，并让我到市里参加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是市委宣传部组织的，一位宣传部副部长主持，倒是很照顾外国人，前五名提问的记者全是来自海外媒体。但问题没有一个是针对文学作品的，全是与政治、外交、钓鱼岛、审查制度等相关内容的问题。后来又参加了一些记者会，情况也差不多，提问的记者基本上没读过我的书，所以也问不出文学方面的问题。

在接受央视的专访时，主持人董倩最后问了我一个问题：“你幸福吗？”我回答说不知道，确实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我要说我不幸福，肯定不对，你刚得了诺贝尔奖还说不幸福。我要说我幸福，那时整天被包围着，压力那么大，放松不下来，一点不自由，算得上幸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