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话是什么味儿？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了。语言这东西一直都处在变化之中，确实很难说清楚北京话到底是什么味儿。已经有人在感慨，现在几乎听不到纯正的老北京话了。主要原因是原来老北京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这种现象归了包堆还是得归功于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的许多人都来到了北京。

小孩学语言是最快的了。读中专时，有位上小学时从广东陆丰到北京读书的同学说，刚来北京，什么都听不懂。没过一个星期（我觉得这多少有点夸张），他就连北京最脏的骂人话都学会了。但是从老北京人的角度来说，这脏话根本不出不了北京人的嘴的。可是这脏话又是打哪儿来的呢？

应该承认，北京话里的脏话也是北京人说出口的。只是他们平时是不会说的，不到急眼的时候，不到不骂不足以表达自己极度愤怒的时候，是绝不会说出来的。哪儿像现在北京街头的大姑娘、小小子儿，说脏话跟喝自来水似的，不经意间就顺嘴遛达出来了。那已经不是在表达愤怒了，而是一种语言的装饰品和佐料。说这脏话的人不以为耻，听这脏话的人也没什么不坦然。这是让老一代的北京人很不屑的，但他们也都无可奈何。

这种说脏话的堕落是要归咎于文革的。文革期间，老北京人的那一套礼仪已经被当作“四旧”彻底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劳动者的语言，或者造反派的语言。那是被当作革命化的语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既然不能文质彬彬，那就来粗的、来野的呗。脏话成了所谓革命、所谓造反的标志。有的大姑娘，为了表示自己也具有了这样的革命性，就在家里对着镜子连着练习说了四十分钟的“TMD”，直到自己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再也不会脸红心跳，坦然处之为止。文革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了，可是这个陋习却一直延续了下来。

中青报曾经有人写文章，说几个北京小伙子在一起根据网上的题目测试自己的北京话的水平，结果他们得的分数跟一个来北京没几年的安徽青年几乎一样，这让这哥儿几个十分崩溃。这说明，即使在北京生活多年的所谓北京人，也说不了很标准的北京话了。我甚至觉得，推广普通话不仅让很多外地的方言受到很大的冲击，北京话其实也受到了普通话的冲击。例如，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播音员说的都是标准的普通话。这些播音员中有很多人是东北人。东北话与北京话很相似，在一些外地人听来，似乎听不出二者之间的区别。但是北京人或者东北人自己知道这其中的不同。而普通话，把这所有的差异都给填平了。大家天天都在听普通话，都在说普通话，家里那些老人的北京话还会有多少人跟着学说呢？

如果要想听到比较纯正的北京话，在现有的条件下，能听到1985年版的电视剧《四世同堂》就是一部很好的老北京话的摹本。那种优雅，那种慢条斯理，没有急扯白脸，听着确实很舒服。当然，当年电视剧热播时，就有一些南方的老师们表示还是有很多话听不懂。

小时候，大约14岁那年，有一次在外面的浴池洗澡。那是在海淀镇老虎洞街上的茂记浴池。有两位老人似乎刚刚认识，俩人谈得很投机。其实说是老人，现在想来也不过都五十几岁。其中有位老人问另一位老人：您贵姓？答曰：贱姓吴，口天吴。再问，您吃过饭了吗？答曰：偏过了。至今我就只记得这么两句问答，但印象极其深刻。这就是老北京话，对于我也是头一次听到这么纯正的北京话。

所谓老北京话，其实四九城的口音也都不完全相同。东西城的话语细腻些，更文雅些。南城人说的话可能多少糙一些。这与南城人干糙活的人多一些有关。另外，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北京，生活在北京的劳动者中有很多来自河北与山东。一直没研究过这些人的方言对于北京话有没有什么影响。我想影响一定是有的，但是影响的方面与大小可能还是有不同的。

在英国当访问学者期间，我曾经为当地的学联出的一份通讯写过一篇稿子，基本是模仿老北京话来写的。也只能是模仿，不可能完全是那种味道。但是编辑看上去，觉得很不顺眼，觉得老北京的味道太浓了。至于这篇稿子到底是被删节了，还是压根就没登，我已经没印象了。不过，我记得读老舍写的《二马》，就是用老北京的话来描写在英国生活的中国人的。那本小说写得太逗了。其中有一段，是老马租房住的房东家的姑娘，把一个中国字“美”绣在自己的帽子上，可是她给绣得倒了个过儿。用老舍的话说，远远看去，就像一个倒着写的“大王八”。其实倒过来的只是“大”字，“王”字正着看倒着看都一样，而“美”字倒过来以后，那最高处的两点倒是形成了一个正着的“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