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风情》进入中学音乐课堂的启示

王安国

一部音乐作品，要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才算成功？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也可以从不同的立场，如从音乐评论家的角度，从作曲技术创新的角度，从教学示范的角度，从参赛获奖的角度，等等。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是能引动听众心中共鸣，能够融入有普通国民（指非音乐专业人群）参与的社会音乐生活，能够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纽带而进入国民教育课堂，这样的音乐作品，才算真正意义的成功。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鲍元恺的《炎黄风情》，经过15年的艺术实践检验，达到了这样的状态。

经全国中小学音乐教材审定委员会2001年审查通过的九年义务教育八年级上册音乐教科书中的一课——《兰花花的故事》，就是我手里这样的教材。这样的教材，全国的十套里有五套有鲍先生的作品。《兰花花的故事》是《炎黄风情》的一个完整选段。为便于初中学生欣赏和理解这首乐曲，教科书的编者引述了原民歌的音乐主题和歌词，加了生动的插图，并用通俗易懂的图谱标示，将这段音乐的结构作了图解，以引导学生走进音乐。

  《炎黄风情》属于广义的交响音乐体裁。在以往的中小学音乐教科书中，中国作曲家创作的音乐选入教材的多是声乐作品，器乐作品较少。器乐作品中的管弦乐作品更少。这类乐曲最常见的除儿童题材的《龟兔赛跑》（史真荣曲）外，就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黄河》钢琴协奏曲，及《红旗颂》、《北京喜讯到边寨》、《瑶族舞曲》、《春节序曲》等经典作品。《炎黄风情》受到教育工作者的青睐而选入中小学音乐教材，其意义和价值，确实不同寻常。

     在这部色彩缤纷、笔触细腻的管弦乐组曲中，作曲家仿佛是一位美术大师，手持七彩画笔，以传神的形象，生动地再现中华大地的锦绣山河，既有“云岭素描”，又有“江南雨丝”；又仿佛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说书艺人，绘声绘色地讲述“燕赵故事”，细说“太行春秋”；他更像一位民间歌手，用自己特有的嗓音，如泣如诉地刚唱罢“黄土悲欢”，又立即放声于“巴蜀山歌”。这其中，有用血泪书写的华夏民族的厚重历史，有普普通通炎黄子孙的生活、劳动和爱情。悲欢离合的人生况味，尽在音乐的叙述中。面对手中的表现工具——管弦乐队，作曲家俨然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威武地站在点将台上，挥洒自如地调动麾下由各种音响组合集结而成的万马千军，排兵布阵，恣意纵横，显示出作曲家对艺术表现材料娴熟的驾驭能力。

     那么，对于管弦乐这种艺术形式知之不多的初中学生来说，从《炎黄风情》中能得到什么呢？以《兰花花的故事》为例，我认为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三方面的收益。

      第一，是受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浸染。教材要求在聆听管弦乐曲的同时，要“唱一唱陕北民歌《兰花花》”。原民歌通过对同一曲调的多次变化重复，完整地讲述了发生在黄土地上的一个动人故事。兰花花的命运，在旧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带有时代的典型性。聆听和学唱这首民歌，是今天青少年学生了解和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窗口。熟悉它的音调即是学习民族音乐文化的母语，是形成青少年学生音乐经验的重要基础。

      第二，教材以图谱形式将乐曲的形式作了大致标示，虽然未出现“带再现的三部曲式”之类的专业用语，却形象地成为学生听赏音乐的引导，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走进音乐的本体。教材要求学生将听觉感受到的东西，如不同段落出现的乐器和音乐的基本情绪等作出判别，这些教学内容从音乐艺术形式及表现的角度，有效地增进了学生对于音乐作品的理解。

      第三，这首有原民歌叙事体歌词作表现基础的乐曲，由于作曲家调动了多种艺术表现手段，尤其是充分发挥了管弦乐器丰富的音色表现力，塑造出鲜明、生动的音乐形象，直接为青少年学生提供了展开音乐想象的材料。教材要求学生写出自己联想到的故事情节，这有利于发掘学生的艺术想象力。

      从以上三方面看，文化底蕴深厚、音乐形象鲜明、民族风格浓郁、形式短小精悍的管弦乐组曲《炎黄风情》，确实是一部能引导青少年学生走进音乐殿堂，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好作品。几年的教学实践已经证明，学生们喜欢这样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作曲家应当感到莫大的欣慰。

      《炎黄风情》首演15年来，在国内外乐坛常演不衰，取得成功，并非偶然。除了作曲家的天赋和勤奋外，还与他一贯的创作追求密切关联。鲍元恺的创作领域相当宽广，继他早期成名作交响诗《献给建设者》、交响声乐套曲《春之声》和获奖的童声合唱《景颇童谣》之后，近年来，他还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交响乐作品。从题材选取到艺术品位，鲍元恺的作品贯穿着一条以高雅的专业音乐形式和浓郁的民族风格，表现中国的社会生活和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并贴近听众的主线。他擅长于运用管弦乐的浓墨重彩，描绘祖国秀丽的山川，述说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刻画在急风暴雨斗争中的英雄或平淡无奇生活中普通民众的人物形象。他的大多数作品，能给听众以激励的力量。在材料应用方面，质朴的民歌，生活化的民谣，程式独特的戏曲，及在音色和表现性能上与西方管弦乐器形成互补，并能与之融为一体的传统民族乐器（如三弦、唢呐、竹笛、板胡、高胡、二胡、琵琶和民间锣鼓等），是他最乐于采用的音乐材料，他兼有传统作曲技法的深厚功底和对二十世纪现代音乐表现技法的敏感，善于在旋律、音色、调性、节奏等诸种表现因素之间进行调解和控制，有侧重而不偏废，有突破而不走极端，显现出作为我国“第四代”作曲家群体中的一员，在艺术思想上的成熟和理智。

   在上述各种令作曲家取得成功的因素中，对民族传统音乐的熟悉和挚爱，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强烈的信念和责任，以及对普通听众音乐接受心理的尊重，是包括《炎黄风情》在内的鲍元恺一系列重要作品产生社会影响力的根本保证。这对于中国现代音乐创作要走出相对狭窄的专业圈子，改变现代音乐创作与社会音乐生活游离的现状；对于音乐新作要力争获得尽可能多的听众共鸣，对作曲家严肃的艺术创造活动产生社会影响力的期望而言，《炎黄风情》无疑具有相当明确的启示性。

王安国，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国家义务教育及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本文是2006年《炎黄风情》15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原载《音乐周报》2006年12月22日第六版和《人民音乐》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