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慕功利 任性洒脱——清明节·我的父亲

        明天是清明节，是中国人祭祖和给亡故的亲人上坟扫墓的日子。2010年母亲节时，母亲尚健在，我写了一题为《母亲节·我的母亲》的博文，感动了不少博友、网友。今天，我想起了已逝去26年的父亲。

    父亲在我老家当地算得上一个杰出人物。但他生性旷达，不幕功利，任着性情，洒脱地度过了平凡而有意义的一生。

    父亲生于一九一五年（农历辛卯，属兔）。我祖上以木匠为业，到我曾祖父时，家境还算殷实，也略有田产。曾祖父木工手艺精湛，经常为地主家做各种木工活（我们村是个大村子，所处地理条件优越，土地旱涝保收，因而成就了方圆百里之内最大的一家张姓大地主；由于其人丁兴旺，后来分成了二十多家），与地主家关系较好，加之他有一帮徒弟，有一定的影响力，因而，我父亲在六岁时就得以被允许进入地主家所办的私塾，读了五年经书。据他自己说，在同期私塾中，他和一个叫张友义的地主子弟学习成绩是最好的。后来，新学兴起，私塾解散，他也就失学了。

    父亲性任侠，喜结交朋友，周围十里八乡到处都有他的“仁兄弟”（拜把子兄弟），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喝酒行令，谈古论今。抗日战争起，韩复榘不战而逃，虽有台儿庄大捷，山东最终还是沦陷了。此后，共产党在鲁南建立了抗日游击区，成立了运河抗日支队（司令员叫郑晓，外号叫郑罗锅子，解放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政委叫邵伯阳，抗日时期牺牲)。父亲激于民族大义，与一帮兄弟毅然加入了运河支队。后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三三制”的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因为父亲有点文化，又是共产党员，于是就代表共产党一方被委任为一个乡的乡长兼游击队长。他和他的兄弟主要是在一片当地人称做“黄丘套”的山地里打游击，袭击日寇。父亲很少讲他抗日活动的具体情节，只是说斗争异常艰苦，九死一生。我猜想，他是因为自己兄弟的牺牲而不堪回首（我回到老家参观了另一支抗日游击队、即铁道游击队的纪念馆才知道，该游击队百分之九十的干部、队员都牺牲了）。

    抗战胜利后，父亲由于多少还带有点书生气，认为天下已经太平，应该开始和平建设过正常生活了。于是，就辞去一切职务，卸甲归农，回家种田，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了。后来他此举被亲朋叽为“不上进”，但他自己却不以为然。谁知不久，国共开战。一九四七年，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还乡团杀了回来，到处抓共产党和支持共产党的群众，有的被极其残忍的杀害了。当时，父亲已赤手空拳，更无一兵一卒，为免遭虎口，只好带着我大哥逃到了南京，投靠当地的一个地下党的熟人（也是我们村的，叫邓清雨），被安排做了一名货运列车的保安，作为掩护。后来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也逃到了南京，直到解放后才又回到了家乡。

    解放后，我家分了六间瓦房，十多亩地，加上原有的，一共二十多亩地。起初，父亲还当了一阵子民兵队长。但没过多久，他就不想干了。他说：我要是想干，县长我也当上了，我操这个心干什么？于是，他就辞去了民兵队长的差事，专心做他的田舍翁去了。父亲很聪明，干活爱动脑筋，各类农活无所不精。只是吃苦耐劳不够，农忙时还要请亲朋帮忙。

    父亲也还算得上多才多艺之人。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爱唱京剧，会拉京胡、二胡、板胡。闲暇时，或自拉自唱，或约几个好友，一起娱乐。那时，我大哥已参军（不久即参加了抗美援朝），我和姐姐都上了小学，一家人有吃有穿，其乐融融。

    父亲爱读书，而且过目不忘。他主要是读一些剑侠、公案小说，只要读了一遍，就可以大体上复述出来，并讲给大家听。解放初，各家种各家的地，冬天农活不多，父亲就被请到“地屋子”或小学校里给大家“啦大呱”（讲故事），一啦就是一个多月，除了喝碗茶、抽袋旱烟之外，无任何其他酬劳。

    大约是在一九五二年，上级号召农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父亲觉得他应在这方面发挥特长，做点事情。在他的倡导、活动下，把村里一些有表演或音乐才能的中青年人组织起来，由村里出钱，成立了“徐塘（我村村名）柳琴剧团”。他自任团长兼导演，还亲做演员，上台扮演脚色。记得所排演的主要的剧目有《小二黑结婚》、《小女婿》、《梁山伯与祝英台》、《十五贯》、《三击掌》、<秦香莲》、《赵五娘》、《西湖恨》，等等。每年入冬开始排练，大年初一开始在本村演出，初四以后应该邀到周围各村巡演，深受男女老少欢迎，剧团还被县里评为了模范业余文化团体。

    说起我父亲率团到处演出的情况，从今人的眼光来看，简直难以置信。每天前去演出的村子，少则十里八里，多则二十几里，来回全靠步行。演出的前一天下午，就要做好一切准备，或提前一、两个小时，或三、四个小时，全团人分工合作，挑起担子，提着气灯，带上演出所需的服装、道具、音乐器材，于六点之前赶到演出地，吃过晚饭后，马上化妆，做好演出前的各种准备，晚八七半左右点准时登台演出，约晚十一点结束，夜宵后收拾行当连夜步行打道回府，来回奔波之辛苦可想而知。关键是，剧团演员人等，除了混两顿饭吃，别无任何报酬，但大家却个个精神饱满，有说有笑，兴高采烈，乐之不疲。我因当时剧团演出时段正好在寒假期间，所以有时也混迹其中，跟着跑跑龙套，其乐无穷。谁能说清，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应该说明的是农业合作化以后，每次演出之后，生产队里给全团人员每人记10个工分。从现在看来，那还算得上报酬吗？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其可怪也与！

    父亲所领导的剧团的活动断断续续（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初期曾有间断）延续到文革时期，适应当时的形势，还排演了《沙家浜》等样板戏。打倒“四人帮”之后就完全停止了。再后来，他年事渐渐高，主要就是在家休养了。好在我们兄弟姐妹都有工作，大家也都很孝顺；在村里他被视为“老革命”，大家对他也都很尊重；只要不是他主动，没人会指派他去干什么。文革中两派都去“争取”他，但都被他拒绝了。他宁愿过着悠闲自得的日子。

    父亲也有弱点和毛病。他最大的问题是嗜酒。他每天都要喝两顿酒，有时还要三顿。虽然每次喝得不多，但长此以往，再加上抗战时期生活无规律，落下了胃病，后来发展成胃癌，所以只活到七十四岁了，于1989年就去世了。

    纵观我放父亲的一生，算不上叱咤风云、轰轰烈烈，但他任着自己性情，做了自己想做和应该做的事情，他自己是满足的，快乐的。这就够了。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夫复何求？

    今年是我母亲去世三周年，原定按传统在清明节回家把父母的碑立起来。但由于我大儿子一家要从美国回来参加立碑仪式，而他们要到四月十一号才能到成都，所以就把立碑的时间向后推迟了。清明节不能回家上坟，此文算是对父亲的纪念，也算是一篇遥祭的悼辞吧！

    呜呼！尚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