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研究，掌握材料是第一位的。只是同是掌握材料，而且掌握材料的数量与内容都差不多，可是经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却有可能大相径庭。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举个例子，某经济学家，当年在兵团工作，看到农场的农机具破败不堪，丢得东一处西一处，让人看着十分难受。于是，这位后来的经济学家就认定，这种现象就是由于公有制造成的。因为这些设备都是公家的，没有人真正地关心，没有人真正拿这些设备当成自家的设备那样爱护。所以归根结底，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就是在于公有制。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实行私有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样的结论看上去似乎很有些道理，但经不起进一步追问。试问，公家的东西没有人爱惜，那么私人的东西就一定有人爱惜吗？当然这个东西是自己的，那一般说来，自己的东西自己一定是爱惜的。可是虽然是私人的东西，但这个私人的东西并不是自己的，那么这个私人的东西会得到其他人的爱惜吗？这似乎就不那么确定了。

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公家的东西没有人爱惜，似乎是站得住脚的。可是并不是属于自己的私人的东西，到底会不会有人爱惜，这还真成了问题。按照前面那位经济学家的观点来说，似乎私人的东西就一定是有人爱惜的。那是属于自己的私人的东西，自己当然会爱惜。可是不属于自己的所谓私人的东西，那我凭什么还要去爱惜，这里没有道理呀？

这都不需要任何分析、推理，只看历史。历史上，有工人捣毁资本家的设备，因为工人觉得，正是这些机器设备，让自己的劳动痛苦不堪，所以他们痛恨这些机器设备。这机器设备都是老板的吗？都是私人的吗？那么工人为什么不去爱护，反而要去捣毁它们呢？这不是与那位经济学家的观点背道而驰吗？至少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公有制的东西没有爱惜，并不等于就是说私有制的东西就一定有人爱惜。或者说，这件东西是不是有人爱惜，与这件东西的所有制属性没有关联。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在文革前，公家企业里的东西并不是没有人爱惜，有的人爱惜得还非常好。如鞍钢老工人孟泰，以厂为家，一点东西都不能浪费。鞍钢的一草一木都是公家的，都是公有制财产，但照样有人爱惜，而且珍贵得不得了。那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不攻自破。而文革中的设备没有人爱惜，与这些东西是不是属于公有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主要问题在于管理。是因为在文革中，最基本的管理制度都打烂打碎了，没有人再去认真地遵守，这才导致在国家资财的管理上，所出现的一片混乱。

而西方企业中的工人捣毁机器，也并不主要因为那引起机器都是老板的。而是工人把雇佣劳动所带来的痛苦发泄到机器身上。这是工人在对雇佣劳动认识上的初步阶段，将来他们会认识到，带给他们痛苦的不是机器设备，而是雇佣劳动关系。

把国有企业中存在的管理问题，硬要拉到所谓所有制的关系的问题上，这种做法既过于牵强，又实在肤浅。这些人真的那么痛恨社会主义公有制吗？或许也有这样的因素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给多数人带来了实惠，带来了利益。当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等同于大锅饭，这是多少有点荒谬的。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不是平均主要大锅饭，从平均主义来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本身就是十分荒谬的。

假设一下，这位经济学家为了研究这个问题，走访了很多企业，收集了大量的数据，而这些数据都是有关国有企业资产损坏和浪费的数字。他掌握得越多，越具体，越详细，他最后的结论似乎就越可靠。他会很有底气地说，看，这些数字都在说明，公有制就是不行。

从方法上看，他的结论似乎真是从他的研究中所掌握的材料里得出来的，可是却总是让人觉得哪儿出了问题。是哪儿出了问题呢？其一，他只收集有利于他的论点的数据，对于与他的论点不一致或者相冲突、相矛盾的数据，他一概加以屏蔽，不予收集。其二，他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这些数据。认为只要是这类数据，一定都是支持他的论点的。其三，他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是有问题的。虽然说立场问题似乎不应该与研究方法扯上什么关系，但在实际上，立场问题确实都和研究者本人多少都会有那么一点关系。

那些认准中国迟早会崩溃的研究结论，其研究者也会拿出很多数据，列举出许多事实来。如果从表面上来说，这样的研究似乎是科学的，方法似乎是可靠的，结论似乎也是合理的。可是经不住时间和实践的检验。章家敦之类的结论，二十年前就做出来了，而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说，多次重复，每次都是信誓旦旦，每次都是斩钉截铁。可是到了今天呢？早就沦为笑柄还硬装大尾巴狼，这到底算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