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立学术安全培训制度的思考

李侠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2015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到“实行学术安全培训制度”，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提法，如何理解这项举措，并完善相关的制度安排就是当下急需厘清的问题。

学术安全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广义来说，它涉及学术活动的所有环节，如研究立项、技术路线的选择、方案的设计到专利的申请与成果的发表等，但对不同类型的研究而言，对于安全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如基础研究关注对于想法与观点的保护，毕竟科学界是通过对优先权的竞争来获得承认的；对于应用研究而言，侧重的是技术路线与技术方案等与产业发展那密切相关的知识，企业一般都会对自己专有的技术、方案、秘诀等有特定的处理方法，如知识产权制度等。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来说，它侧重于研究的最终成果对于社会产生的影响。因此，狭义的学术安全大多是指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给社会带来的各种有利与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当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时所带来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当下的中国而言，重提学术安全，其最核心之处就是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一、学术安全产生的原因与表现

为了应对差距逐渐加大的文化落差现象，我们需要对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进行一些简单分析，由此，寻找破解之路才是可能的。

1、“内容梯度差”。从狭义来讲，我们今天所关注的学术安全主要是指人文社科类的学术安全与意识形态危机，自然科学类的学术安全已经有比较完善的处理与防范办法。因此，探讨狭义学术安全的产生原因，以及相应的解决策略就是当下的主要任务。学术安全（狭义）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存在明显的“内容梯度差”造成的。为了简化论证，我们设定两种文化分别为：C₁与C₂，如果C₂的内容无论从上质量上，还是从思想上总体都优于C₁，那么就存在一个内容梯度差ΔC=C₂-C₁＞0，此时，C₁就面临比较严重的安全问题。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老问题，文化是可以比较先进与落后（优劣）的吗？这个问题的论述稍微不慎就会引起政治不正确的争议。但是，毋庸讳言，如果我们设定族群的行为选择是其内在文化引致的结果，那么，不论我们怎样回避这个问题，文化还是会通过宏观表现结果被证明有先进与落后之分的，不同文化的族群的迥然有别的产出表现与生存处境，已然印证了这个因果链条是成立的。为何会如此呢？其实，在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单元模式运行都要基于工业逻辑的一致性，比如，社会发展水平差不多的国家或地区，通过社会调查可知，职业声望的排序几乎是完全一致的，甚至离婚率都是相近的，因此，群体思想的趋同性是社会同步发展的必然结果。想想麦当劳、肯德基现象能在具有传统饮食文化的中国热卖的现象，不难发现这个道理。现在的问题是群体心理的趋同性是与工业逻辑相匹配的，任何文化如果已处于工业化阶段而又肆意违背通行的工业逻辑，那么，这种文化就是弱不禁风的，也是保护不住的。存在状态的趋同必然导致群体行为选择的趋同，这也应了马克思的那个经典论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2.优质产品的产出能力。文化的进步性体现在它的生产性上面，如果在竞争中一种文化不能持续不断地产出大量的优质产品，那么这种文化在竞争中就要落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能见到这种现象，美国文化为何会受到年轻人的热捧与喜欢，这也与美国文化的产出能力有关。同样是拍战争片，美国拍的《野战排》、《虎虎虎》等能在世界范围内大赚票房，试问我们拍的那些抗日科幻神话剧，又有哪一部可以在世界市场上赚钱，其间反映的问题就是优质产品的产出效率直接决定了文化的兴衰。竞争的文化世界的通行规则就是：不是影响就是被影响，没有国家和个人可以置身事外。

3.奉行的文化理念必须与人性相匹配。如果一种文化总是采取封闭策略，一味抱残守缺，扼杀人性或者千方百计地否认人性的存在，那么，这种文化就逐渐远离了时代并对人性产生陌生与隔阂感，作为具体的人在这种文化中不能获得内心的满足感与认同，自然会疏远这种文化，久而久之，这种文化自然就要衰落下去。尊重与承认人性，并引导人性是任何文化获得进步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4.管控的强度与范围越大，文化的活力与空间就越小。文化产品的生产与科技产品的生产一样，也是一种艰苦的探索未知的活动，什么事情都事先划定边界，那就相当于捆绑了文化生产的手脚。所有的经典与名著都不是计划出来的，相反，计划出来的作品很少能够成为精品，其原因在于创作的自由度丧失了，余下的只是按部就班的填充游戏而已，这种文化产品怎么会有市场竞争力呢？人们又怎么会喜欢呢？科学史的研究已经证明：文化的繁荣时期大多是制度宽松与思想自由的时期，概莫能外。

二、学术安全培训制度提出的背景

在笔者看来，学术安全培训制度提出的背景有两个：其一，传统意识形态遭遇到严重危机；其二，在对外文化贸易上出现严重逆差现象（进口的多，出口的少）；其三，对外宣传效果不理想。上述情况持续得不到根本性改变，导致管理者对于自身文化存在状态产生认知误判。简单对这三个造成学术安全问题的背景原因以及表现进行一些分析，不难发现问题之所在以及相应的解决之道。

意识形态危机的典型表征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借助于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制度在遭遇其他制度模式时没能反映出它的优势，反而处于被动防守状态，这就是我们当下遇到的严重挑战，由此，导致一些人开始怀疑我们的制度存在的合法性以及优越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结果。这种滞后带来两个潜在可能后果：其一，守旧姿态。政治系统在压力面前缺乏勇气改变自身，反而惰性地产生抵触与排斥情绪，从而锁定在越发封闭的退化路径上，此时会滋生各种版本的“阴谋论”来为之做辩护；其二，改革姿态。意识形态是一个庞大的观念系统，它内部包含诸多构成要素，当它遇到危机的时候，并不是说整个意识形态系统都出问题了，而只是其中某些部分出了问题，完全推到重来不是理性的选项，只需要找出与现实不匹配的部分进行调整、完善即可，从而使意识形态从退化纲领重新变为进步纲领。总体而言，采取第二种路径改革的成本最低（从长期来看），带来的社会震荡也比较小。如果不改变自身的缺陷，而是一味封堵，会造成公众的逆反与排斥心理。如果两者之间同时出现厌恶与排斥对方，那就会造成整个社会在思想层面上出现分裂，那就真的演变成意识形态危机了。当下各级政府遭遇到的诚信危机就是这种状况带来的结果。解决意识形态危机的关键举措就是消减“内容梯度差”，姓资姓社，除了纲领的硬核存在一些差异之外，其余的要素都是手段，差异并不大，没有必要四处设防，人为制造差异。

意识形态危机引发的另一种担忧在于对和平演变的研判。其实，变与不变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永恒主题。变是永恒的，不变则是短暂的，关键是往哪里变？只要变革的方向是符合人性的，那么对于变与不变的担忧自然会变得理性起来，而无需草木皆兵。没有人喜欢社会秩序变得混乱，那样所有人的福祉都将受到损失，这是我们做出所有判断的出发点。主动对那些阻碍生产力发展以及个人自由拓展的生产关系进行变革，恰恰是捍卫意识形态的必要举措，反之，则是加剧意识形态固有的危机。这里又涉及到一个国外机构资助研究的问题，其实，这个现象反映了国家资助的有限性与学术安全之间的矛盾。只要不涉及国家与社会安全与福祉的研究仍可支持，一刀切地否定是行不通的，同时这种研究也有弥补国内资助不足与研究死角的作用。

当下最应该警惕的现象不是文化生产问题（这需时间与长期文化积淀），而是各种邪教与极端宗教势力的侵入。由于我们长期实施对宗教的管控，在信仰市场上出现了供给不足的现象，当下，能被人们接受与认同的信仰严重短缺，这时，各种低劣、退化的宗教信仰就会趁虚而入，占领思想市场的真空状态，这应该是当下比较紧迫的事情。毕竟人类不仅有物质的需求，同时还要满足精神的需求，哪一方面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都会出现社会混乱现象，恢复传统文化是一个成本低、社会阻力较小的举措，但这不能满足公众多元化的信仰需求，此时的解决之道在于适当放开那些历史上经过改造的宗教，如佛教与基督教等，这些宗教经过世俗化的改造，大多从公共领域退回到私人的精神领域，比较温和、中性，以此填补信仰市场的真空状态，不仅不会带来社会的震荡，而且还可以給转型期（思想的过渡期）提供一种安全的替代品。在这期间，大力推进科技传播（传统的科普）的发展，毕竟科技是当下社会认同度最高的精神产品。

再来说说文化贸易逆差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当下我们的文化产品质量的确技不如人，再加上流行的功利主义评价体系、浮躁的心态以及落后的观念和表达方式，这一切导致产品质量极其糟糕，也更难获得社会认同。这就出现市场用脚投票的结果，没有人乐意花钱购买垃圾产品，改变的途径只有通过生产更好的文化产品来解决，别无他途。其二，语言限制。毕竟世界上懂中文的人群数量有限，能被翻译成外文的作品数量更是少之又少，这也限制了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关键是文化产品的质量差距，加剧了文化产品贸易逆差现象的出现，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和宽松的文化环境。

最后，聊一点对外宣传不理想问题。对外宣传不理想不单单是拓展宣传渠道的问题，支撑宣传效果的因素很多：如国家的整体经济社会表现、优质文化产品的大量产出、以及国家价值观的进步性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不顾本国实际情况，热衷于通过技术手段获得短时关注是不划算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治本之策在于把国内各项事情做好，生产出更多优质文化产品，满足公众日渐扩大的精神需求，全方位提升民众福祉，这自然会支持并增加宣传的效果。比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中，就是很漂亮的理念宣传案例。一些与人性有关的价值要素都被包括进来，而不是拒斥，这样就很好地避免了国内对普世价值等观念的争议，毕竟我们不能把那些符合人性的好东西全部拱手送与对手，否则我们的意识形态里还剩下什么可以吸引人民的要素呢？这些都是符合人性的内容；再比如，高铁就是我们对外宣传的名片，而且很容易为世界所接受与认同，因为，它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从宏观上说，中国三十年的改革让亚洲避免了非洲化，这就是中国給亚洲带来的荣誉，因此，宣传最终是靠实力与产品说话的。如今我们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然会引起世界的关注，不必为了获得那些廉价的赞誉而大量浪费资源，当下，适度宣传即可，这也与我们的发展阶段相匹配。

三、结语

学术安全培训的最大问题在于，别把学术安全培训搞成又一个新的审查机构，成为捆绑文化产品生产的新羁绊，否则，就会出现一种荒谬的现象：越培训，学术越不安全。学术安全培训的最终目的，在于提醒与警示，并助推学术品质的提升。由于，中国是一个有着长期封建历史的国家，任何制度设置一旦出台，就会出现层层权力加码现象，演化为权力的自我再生产体系，导致文化生产空间与自由度的逐层减少，从而彻底走到制度设置初衷的反面。因此，为了避免这些潜在风险，制度设置层级应该高度简化，防止出现负效应。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也是经历一番波折，所谓命运多舛就是这个意思吧，感谢光明网的张老师的邀请与坚持，昨日发在《光明网。学术频道》，这段友谊值得纪念，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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