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些顶级科学家警告世人，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具有对人类和其他物种基因组进行改造的能力。这可能对后代产生不可预测的影响，甚至影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考虑到对人工智能的担心，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去年宣称，人工智能可能毁灭人类。2013年，前皇家学会主席Martin Rees联合剑桥大学风险研究中心对人工智能的威胁开展了研究。

今年晚些时候，美国科学院将召集科学家和其它领域专家就“人类基因编辑研究的科学、伦理和政策问题”进行讨论，这反映出科学家希望通过政策引导来控制局面的努力。科学家强调开展这类有风险的研究可能带来的好处，但也应该对这些问题进行公开探讨。最近，许多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签署了一项在线公开信，倡议在研究人工智能的同时，为控制风险应进行风险控制的研究。

让科学家自己来决定这些新兴技术的好处和伦理挑战，本身就是错误、徒劳、甚至会弄巧成拙。这是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问题。他们会误解公共讨论科学技术风险的意思，会严重低估科学研究活动通过民主决策的能力，

一旦新技术实现，必然会出现风险方面的担心和争论，例如关于转基因、核能、化学毒性和癌症筛查价值方面，一直有无休止的辩论，这也说明科学并不限制对风险的争论或者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从科学角度来看，对复杂问题，并没有办法进行全面绝对的完全控制。当新技术引入复杂社会系统时，多数人都对技术潜在的风险一知半解或误解，不同证据为相互竞争的观点提供支持。而且每个角度都能找到专家的支持。

例如，关注作物产量的农业经济学家，关心生态系统的生态学家能拿出不同角度的证据证明转基因的好处和潜在风险，因为他们带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从不同角度对转基因生物进行研究。哪怕是农业经济学家，一些人更喜欢现场试验，仔细控制天气和土壤等变量。其他人研究实际农场的真实情况。两类研究模式可产生完全矛盾的结果。

对许多欧洲消费者来说，作物产量是完全不必担心的问题，因为他们不缺粮食。他们担心的问题往往是作物品种、景观的审美品质和食品品种，会要求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记，哪怕并没有任何确定的健康风险。所以说，科技风险更多是政治和文化环境问题，而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将这些问题交给科学家来决策，其实是将本来属于伦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考虑的政治和文化问题特权交给了科学家。

科学家并不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不仅是科学家在价值观等方面和普通人存在很多差距，但他们确实不能代表文化价值观、政治和公民的利益。2007年关于纳米技术社会影响的研究发现，纳米科学家几乎不关注这些技术可能会导致某些职业消失，但普通民众对这样的问题非常关心。他们的看法都是合理的。纳米科学家有理由对新技术带来的机会感到乐观，公民有理由担心这些新技术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严重破坏。例如现在热炒的机器人经济革命，对机器人科学家来说是值得高兴的，对许多普通职业的民众来说，可能意味着失业和收入降低。

http://www.nature.com/news/crispr-science-can-t-solve-it-1.17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