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年幼的自己总有一个当科学家的梦想，幻想以纸为盾，以笔为矛，堂吉诃德般地挑战自然投射在人间的风车。选调之后，本以为此生和这些高大上的科学游戏无缘了，所幸的是组织把我分在天府新区科技创新与宣传策划局，从事为成都科学城招才引智的工作，看来这辈子还与赛先生缘分未尽。工作之余，也梳理一下自己求学期间一直以来对政府和科学关系的一些想法，遂成此文。
    一、引导资本流向
      林炎志老师在给清华大学2015基层成长论坛做总结报告的时候，说小平同志的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有一个前提，就是正确的资本导向。今天的科技已经告别个人英雄主义时代，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发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斥着资本的身影，说白了，就是没钱啥也干不成。在中国这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引导的资本导向对科技发展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
    那么政府怎么决定有限的科技资金该如何分配呢？这个决策过程涉及到的因素很多，归纳起来有两个大的方向性价值判断：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科技工作者以项目为载体申报基金，游说政府的决策层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投入，这是全世界比较通用的方式，只是始终要记住任何事情都有机会成本，选择此项目同时就意味着要放弃彼项目。我所学的专业是粒子物理，最近中国的粒子物理界在规划着一个投资200亿的加速器大项目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对这个项目我目前保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因为在真正进入政府部门之后才知道政府捉襟见肘的窘境，有时候批几亩地都要斟酌再三反复论证，我也稍微能够理解当年克林顿政府为什么砍掉超导超级加速器SSC的经费了。
    二、培养科技人才
      政府引导不仅体现在资金的使用上，还体现在对科学家培养和引导上。我的室友做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请来了北大物理系的教授俞允强老师担任评委，结束后我在送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回家的路上，与他有过短暂的交谈。除了对未来理论物理学发展的一些看法，还聊到了我的家乡江西，老先生以怀念的语气讲起了年轻时在鄱阳湖围湖造田的往事。一纸“知识分子需要改造”的政令，他们这批在学术界刚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就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强作用各种粒子态不断被发现、电弱统一理论诞生的粒子物理白银年代里，埋没在偏远农村浪费着自己的青春。在那一刻，我想到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想我得到了部分的答案，也许我们培养了一些好苗子，但却被我们亲手掐死了。
    《吕氏春秋》有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讲的是封建时代政府如何发展农业，要遵循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也就是遵农时。在发展科技上，也有类似的道理，要遵循科研规律让好苗子健康成长。今天的我们也许不会再犯“夺其时”的低级错误，但是我们就真的能够做到“不违农时”了吗？今天的高校里，大多数的科研工作者，甚至一些知名的教授，或主动、或被动地挣扎在名利场中，跑项目、拉关系，真正沉下来潜心科研的能有几人？虽说每个人的选择都有自己的苦衷，旁人不容置喙但是对国家而言，我们是不是又一次在掐死自己培养出来的诺奖苗子？我目前不得而知，只有在未来的工作中寻找答案。
    三、营造创新环境
      科技产业毕竟不是农业，要想发展得好，除了“不违农时”这种被动的做法，还需要主动地“造其时”，营造良好的科研创新环境和创业氛围，引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四川省提出创新驱动作为三大发展战略之一。规划建设天府新区创新驱动改革试验区即成都科学城，就是创新驱动战略的具体措施之一。成都科学城起步区将以依山傍水的宜居环境、优厚的创新扶持政策、便捷的公共服务汇聚创新资源，打造成国际合作交流平台、校院地协同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产业新成都的高新技术引擎。这三个定位，加强国际合作，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拓展成都国际视野；校院地合作，有助于推动“产学研”互动发展，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打造高新技术引擎，是新常态下促进成都结构转型，提供经济发展长久动力的保障。这都是正确的方向，正是给科技创新“造其时”。
    结语
      中国人尊崇技术的传统古已有之，诸子百家时期墨家就以超凡的工程技艺闻名天下，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渐渐骄傲自满、故步自封，以致落后于时代，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才重新融入世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认识到只有依靠科技创新才能在全球化背景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经过三十五年的高速发展，我们已经在GDP上实现“超英赶美”，然而也带来了诸如环境、区域不平等等诸多问题，传统的粗放式发展难以为继。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创新发展观念，依靠科技支撑，促进新常态下结构调整升级，才能变中国制造为中国智造，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