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激进的反传统人士历来有此类观点，说：一个孝字让中国人永远为奴，通过它中国建立了一个愚忠愚孝的专制社会结构，禁锢了民族的人权创造力进取心之类。带来了对中国几千年的人性灾难，并且成了中国现在发展道路上的严重桎梏。提倡用西方宗教的博爱取代中国的孝道，父母不应该向子女有任何回报的想法。子女也不用有赡养父母的义务等等。中国才能走向民主平等的道路。

看到类似的说法我只能说这些朋友不是一般的偏激，我们说反专制是对的，但也不能把好东西也一棍子打死。首先，中国也不是总有孝道的，文革不但没有孝，还划清父子界线，造领导反，留下的只是历史的梦魇，没有一丝桃花源气息。中国的孝文化的建立发展同早期农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需要子女养老和建立和谐亲情关系的需求有关。西方社会在今天可以宣扬“博爱”与他们发达的经济水平是分不开的；而二十世纪前的西方国家不少情况也同传统中国类似，基本人伦都相差不大。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的父母不求爱的回报是现代经济发达解决了养老问题后的阶段性现象，并不是历史一直是这样，十九世纪以前欧洲同样是重男轻女的长子继承制。圣经旧约的摩西十诫第五条就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

孔子讲：“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认为父母子女不但有血缘传承还有后天养育产生的深情，所以他提倡人终生尊重维护这份人伦感情，不只是要求儿女孝顺，还要求父母慈爱，整体和谐。父母有慈爱以身作则在先，子女有孝爱孝敬，建立一个和谐温情的家庭。所以孝其实是有父子双方的仁爱理性存在的，并不是一条单向的所谓的通向奴役之路。当然后世搞的所谓“二十四孝”是是把孝顺的顺扭曲走了极端。这种扭曲子女正常心性意志的盲从盲顺是必须摒弃的。

博爱和孝是两回事，天底下没有新鲜事，墨子走的就是无差等的博爱路线，提出先爱他人的老人子女再爱自己的，这样来让世界充满爱，但是让你对一个陌生女人和对十月怀胎养育你的的母亲一样的爱是不现实也是不公平的，从理性感性角度似乎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博爱还是很有难度，墨家很快在中国成了绝学。西方的博爱自由平等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提出来的，到了1861年美国还有废奴运动爆发的内战。二战希特勒还在灭绝犹太人，1960年代领导人权运动的马丁路德金还被刺杀。21世纪的为人权公平的暴动也数见不鲜，可见理想完美的“博爱”还是非常难达到的，是人类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

在今天，奋斗一生的美国老人有社会的养老福利制度可保衣食无忧，心中有上帝可以牵挂依赖，认为来生还有天国的终极快乐可以希望，加上较好的经济条件和养老院制度，所以老人们可能更能抵抗孤独度过余生。而结合我们国家的老人普遍的经济水平和宗教信仰的水平来看，大多数老人必须要求子女承担一定的赡养责任，没有宗教信仰的他们也只能靠亲情和天伦之乐来消解孤独，目前就更不适合取消孝道采用西方的人际关系模式了。

就目前来看，当代中国孝文化的主流宣传确实存在问题，但总体来看还是比较健康的，基本去掉几千年来形成的无条件顺从扭曲人性不合现代文明要求的“顺”的观念，保留“孝”的部分。建立理性温暖的父慈子孝和谐家庭和人际关系。也对古人的自己道德不检点触犯国法等行为是破坏父母名声和自己状况不好给父母晚年增加负担也是不孝行为的观念予以继承，来激励鞭策自己在人生事业中自强不息力有所为，增加人生正能量。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信仰同理性并不能弥补抚慰精神感情的空虚，特别是对东方这种没有宗教信仰，人际关系本身就是通过仁爱感情维系的社会，带有血缘关系的子女的孝顺关怀更是对老人心灵最好的慰藉。这是博爱所达不到的效果，这也是韩国台湾等亚洲国家实行了民主制度，并没有因此抛弃孝道文化的主要原因。

诚然，在古代中国，孝文化对维护专制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专制时代的政治伦理就是以对父母“孝顺”推演到对君王的“愚忠”，这种落后的政治伦理，当下自是颇遭诟病。然而看历史应抱以同情的理解。昨日有昨日的道理，今日有今日的道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生活，自然有不同的政治伦理。强调某个古人在他的时代忠君爱国，今天仍有其审美价值，就像岳飞、文天祥、诸葛亮今天仍然可以看做英雄，但如果今天仍以“忠君爱国”来要求全体国民，那就是不知今夕何夕的糊涂人了。

春节期间，殃视新闻联播借受访者之口宣传：孝顺首先是孝顺国家，孝顺国家才是最大的孝道。就算认可殃视道德家的资格，其逻辑之怪诞也令人忍俊不禁。须知，在古中国孝文化的体系中，纵然家国相通，家仍不等于国，家仍先于国，亲情仍高于政治。关于这一点古人李密的《陈情表》即为典型。
 
西元263年，蜀汉灭，李密成了亡国之臣，回家供养祖母。过了两年，晋武帝司马炎要李密赴朝任官，做太子洗马。一般人遇到这样的机会一定窃喜不已，唯恐不及，李密却视为畏途，而以一纸《陈情表》婉拒。理由即是其报效朝廷时间长，侍奉祖母时间短，所以要先尽孝祖母，后尽忠朝廷。本来君命难违，但当李密以“乌鸟私情，愿乞终养”为辞，纵然君命也不得不让步，晋武帝终于收回成命。可见“百善孝为先”旧时是实实在在的，不仅先于江湖之善，更先于庙堂之善，而为一切道德之基。只是从宋明起，这一状况才有改变，忠君先于孝亲。但这不过是绝对君主专制和国家存亡之秋的特殊现象，相形而言，李密《陈情表》所代表的忠孝观才是更悠久的传统，也是国学的常态逻辑，更人性因而更具稳定意义。
 
殃视的“孝顺说”之所以可笑，即在于有违真正的传统。不仅以所谓“孝顺”来规范国民与国家的关系，甚而以所谓孝顺国家为最先、最大，等于国凌于“家”之上，政治凌于亲情之上。跟“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文革老调，同出一辙。根本就是对人性的辱没，对人伦的践踏。这一切因国学之名，但显然不属于真正的国学。
 
说穿了，此所谓“国家”，无非“权力”的代名词而已；此所谓“孝顺国家”，无非“孝顺权力”的代名词而已，这是露骨的权力崇拜，露骨的奴隶主义。如果非用“孝顺”这个词不可，依据“以人为本”的现代伦理，那也只能要求国家孝顺公民，权力孝顺国民。非要反其道而行之，要求国民孝顺国家，这才是真正的反动，是政治上的乱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