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项工作都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把信息哲学引入中国的工作也同样如此。那么最后这篇但绝非是最不重要的博文，重点要讲一下我衷心感谢的人。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他将我引入哲学的殿堂并设法将我留在哲学所。没有他，我也没有机会或没有兴趣从事信息哲学的研究。所以我第一个需要感谢的就是我的导师。他已于2018年1月份去世。没能看到我写的这些回顾性的博文了。

其次是要感谢我的父亲，2002年是他帮助我完成翻译了Luciano写的“什么是信息哲学”那篇重要文章。我以为信息哲学进入中国除了我翻译之外，就是他对我的帮助最大了。因此，把信息哲学引入中国的第一棒，有他一半的功劳。他于2007年辞世，未能见到我的专著《信息哲学探源》的出版和我评上正研。这是让我抱憾终身的事情！

第三我要感谢我在美国的胞弟，是他帮助我的翻译进行了润色，改正了相应的错误。在《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的翻译过程中，他也做了很多工作，成为该书的主审。同时，由于他在印第安纳大学工作，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我能随时得到我想要的资料。

第四我要感谢我室的另一位老室主任，他当年是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创始人之一。1980年司马贺来京时，他曾去听过讲座。而我的进入研究生院读博士的复试时，他也在场，为我被录取为博士生说了赞同的话。当年人工智能学会办公室就在我们室，当时他希望我能接手这个学会，可惜我还是副研究员，未能如愿。

还要感谢当年的科研处主任（哲学系主任）。来社科院读博士的政审要求很严，他专门去武汉进行调查。由于我考试有一门重要的功课挂了，他上下为我疏通，费了很大的气力，终于使我得以录取。

我的另一位好朋友也要感谢，由于我没有硕士学历，但有中级职称。当年有个政策，经人推荐，中级职称可以等同于硕士学历。他不仅积极为我找人推荐，而且还帮助我联络导师。

《世界哲学》、《哲学研究》、《哲学动态》、《自然辨证法研究》、《自然辨证通讯》以及商务印书馆的朋友对我引进信息哲学的工作也都给予大力协助，没有他们，我的工作也很难那么快与中国读者见面。同时还要感谢我的老同学，是他向我通报了我的成果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反响。

翻译《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我请了20多位朋友帮助，每人都非常认真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也是令我很感动的事情。可惜的是翻译的费用太少了，我又没有相应的课题费为他们提供补偿，这真是亏欠他们了。

我2004年大病一场，有许多同事都去探望我。幸亏我活了过来，才有机会对他们道声谢。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夫人。这么多年来，她无怨无悔照料着我的生活以及对我工作的支持，使我能够专心致志地进行研究。对她的感激尽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