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晋的“索隐派”以及莱布尼茨的“数理派”，我们并不知情。索隐藏派主要是从基督教神学探讨的易经，而数理派则从科学方面进行研究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易学的数理派始于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算法。现在人们谈到计算机，总是离不开二进制，并认为二进制算法是来自易经。不过我却要说，现代的计算机用的是布尔代数，而非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算法。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英国莱布尼茨学会主席罗斯在其《莱布尼茨》一书中是如何评价他的二进制算法的：

“……虽然莱布尼茨为他自已的发现感到自豪但是他却完全没有运用它。不象卡瓦利埃里及现代的数学家们那样，他没有把这一发现一般化为具有它自己专门定理的模数算术的理论。 除了一个非常模糊的草稿而外，他也没有试着去设计一种运用此项发现的计算机。我们可能感到十分奇怪，在计算机的时代中，有那么一个人，他既发明了计算器，又发明了二进位制算法，却不曾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而提出某种大体上接近于现代计算机的东西来。但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一个二进位制的机器只会增加莱布尼茨的困难。为了使这种计算器为一般人所用，就需要更多的轮子，就会有更大的摩擦力，进行更多的运算。而且还不得不有一个特大的机器用于二进制和十进制之间的换算。只是随着电子学的发展，二进位制系统才进入它自己的时代……”

那么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算术与“科学易”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他是用了新方法解读了易图。譬如说，他用0表示阴爻，1表示阳爻。这是中国从未出现过的解读。而且，对易图的解读也不同，阴阳爻是从下往上读，二进制算术是从左往右写。另外，阿拉伯数字直到上个世纪才在中国逐渐普及开来。在易学研究领域，向有“科学易”和“易科学”之分。前者在于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易学，重在“解释”，而后者则在传统易学内进行研究，重在“创新”。不得不说，后者的难度要比前者大很多。莱布尼茨就是用新方法“重新解释”了古老的易图。

农业社会自然有其生态和学养。天人合一是其生态，读书做官是其学养。它与工业社会并非完全割裂，可以部分通约。例如西方社会的文官系统就借鉴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再譬如，屠呦呦的青蒿素就是中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而她的发现则是从东晋葛洪（283—363）的《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得到启发。青蒿本身并不溶于水，可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是将葛洪的方子照录。而屠呦呦则用现代的乙醚将青蒿溶解，萃取出能治疗疟疾的有效化学药物。而乙醚就是典型现代化学的产物，用它就能得到满足现代药学标准的药物。农业社会作为前科学的经验性实践，证明是有作用的。中医总是不为现代科学所认可，直到现在依然有人喊出不要中医的口号。其实这完全是让现代科学把路带偏了。那中医对这种“科学的”说法总是报以“关键看疗效”。由于医学本身就不是科学，只不过是用到科学发现的一些手段而已，就别把中医不当科学看了，西医本身也不是科学。只不过二者各有所长而已，所以中国才有中西医结合的路径。这是其他国家都没有的，也是所羡慕的。日本脱亚入欧，但还是保留了数百个汉字，并未彻底。日本曾有过中医，但却废医存药。日本所谓的“汉方”，不就是把复方的中药进行精加工的产物吗？我倒是想问一下，“汉方”是西药还是中药？

那么，前科学是否根据现代科学的发展而失去意义，或成为某种历史的遗存呢？完全不是！人类奇妙的之处就在于“温故而知新”。爱因斯坦的一段话对这个过程颇有意义：“……事物的这种真理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为强有力的性格的人物重新加以刻勒，而且总是使之适应于雕像家为之工作的那个时代的需要；如果这种真理不总是不断地重新创造出来，它就会完全被我们遗忘掉。”这对易学研究而言，不也是同样成立吗？所以“科学易”就是一种“真理的再发现”的进程。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五来欣造曾于上个世纪到法国留学，见到古代中国对西方的影响之大，是他始料未及的。于是他便来到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档案馆，把莱布尼茨对儒学的研究进行了考察。回来后写了一本《论儒教对于德国政治思想的研究》，这部书当时在日本并未引起重视，五来是位政治学者，但他们对易经不感兴趣。该书第四章第五节第四款“莱白尼兹对易的新解释”，就是“科学易”的典范。

适逢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的刘白闵则（1898～1969）认为该书很重要，于是就将其进行摘译，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刊行。从那以后，中国学界才得知西传莱布尼茨的易经的事实。于是才开始对其进行继续研究。刘百闵少时就读浙江清献中学堂（现黄岩中学），后师从富阳夏震武（灵峰），专修中文与理学。1927年（民国16年），由县选派去上海进修日语。后公费留学日本政法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哲学系。1930年毕业回国，曾主编《日本评论》，向国内系统介绍日本振兴情况。后来他在《易经》研究方面也有所贡献。

五来欣造（左）、刘白闵（右）

莱布尼茨的工作是汉诺威选帝侯的政治顾问，相当于中国清代的“南书房行走”。该职位也恰巧是在康熙年间设立的，属于“帝王师”。他的那些科学与哲学著作都是其业余爱好。在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什么哲学，英国人沃尔夫（Adam Wolf，1876—1948）写过一本《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其中提到，“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而大学则是教会的灰姑娘。”当年莱布尼茨获法学博士后拒绝进入大学。那时大多数思想先驱完全脱离大学。他于1676年前往汉诺威宫廷，成为腓特烈公爵（Friedrich Wilhelm von Hohenzollern，1688—1740）的政治顾问，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死。他于1685年进言，成立一个中央统计机构，摸清家底。于1700年再次进言，普鲁士王国于1701年建立。看来莱布尼茨在这个职位上还是相当称职的。

莱布尼茨与白晋的通信，以及白晋寄给莱布尼茨的邵雍所制的六十四卦图，这些至今保存在德国汉诺威市的图书馆中，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极为珍贵的纪念物。这些纪念物，特别是看到莱布尼茨对六十四卦标明数字符号的亲笔手迹，使我们从中获得领悟和启示：抽象符号曾经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语言和纽带，抽象符号也将是今后中西文化交流的语言和纽带。

白晋寄给莱布尼茨的易经方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