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是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可今年又有所不同，在这一天实际上是三节融合。清明节讲农历，今年闰二月，在这个月份中共有三个传统节日，另外两个分别是寒食节和上已节。三年大疫，无法出门为亲人祭扫。今天去吧，门头沟慈孝园葬有爷爷奶奶和爸爸，正好也是三位老人。

早就把祭品买齐了，昨天又去买来黄白两色菊花。早晨9点钟的样子，我们便出门到墓地。有890路公共汽车，直接就能抵达。这趟车比较空闲，上车有座。在慈孝园路两旁站着维持秩序的人，向我们分发不许烧纸的告示。我们早就不烧纸了，没有理会他们递来的告示。

爷爷奶奶合葬，先去祭扫他们。爷爷1959年便去世了。他一直随我们在青岛生活，后来荒年吃不饱，他就去了天津大儿子家。可不幸的是，到天津第二天，他大儿子带他出门吃油条，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下来，摔伤脑袋。昏迷两天便去世了。噩耗传到我家，正下着大雨。爸爸妈妈打着伞出去买来黑袖箍和小白花，为他戴孝。

他很早就与社会脱节。当年日本人占领北京，希望爷爷出来做事。可是他就是没干，从此就待在家里。解放后随爸爸来到东北过活。养儿防老，我爸爸尽孝了。当年我和二弟都很小，家里有间闲置的小房。他便将小房打扫干净，教我和二弟读古书。大了后想到，他是喝洋墨水长大的，为什么教我们读古书呢？后来终于想明白了，爷爷童年家里没钱供他上私塾，所以才上了免费的教会学校。也许希望是在我们身上找补回他童年的遗憾吧。不过这种日子没过几天，青岛就开始闹饥荒了。吃饭有定量，他哪里受过这种夹磨（青岛人的读音不同，但意思差不多）呢？认为家里不给他吃饱，奶奶和妈妈跟他讲道理，他也听不进去。最后还是闹得不欢而散。我长大了，觉得爷爷恐怕是患了阿兹海默症，总是有吃不饱的感觉，于是就觉得家里虐待他了。最终还是走了，本以为在天津会有饱饭吃，结果悲剧就发生了。

奶奶一直跟随我们，尤其跟我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我的童年就是她拉扯大的。读小学也是她在罩着我。后来文革开始，她又带着我和二弟来到北京，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小孩子家，没见过世面，抵京后头一天就把自己弄丢了。后来是警察把我们哥俩儿送回来的。原来我们跑到了东华门，找不回来了。那时北京也乱，我记得东华门内的匾额都掉到地上了。回家后，奶奶把我们臭揍了一顿。记吃不记打啊，后来和胡同的孩子打闹，人家找上门来，也是没少挨打。在北京我们住在北口袋胡同，那可是市中心，拐个弯就是王府井大街。奶奶的外甥女当年在酒仙桥工作，夏天就到酒仙桥住了一段时间。那时酒仙桥就像农村，到处都是池塘和芦苇，天热就在池塘中游泳。后来又带我们到天津赵沽里生活了一段时间。这大约是1968年的样子。

我们在武汉结婚了，后来女儿回山东出生。她也趁机随夫人一起来到武汉，帮我们带孩子。她的小女儿，也就是我的二姑，在武汉长航工作。当年就是因为有二姑，她才有借口到武汉。那时没房住，单位让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办公楼顶上的“住房”，那个地方最后有三家一起住。女儿慢慢长大了，我也分到正规住房，她负责每日接送。是中科院的附属幼儿园和小学，单位办社会。1980年代我的收入不高。奶奶好赖还有爸爸和二姑每月给点儿钱，基本也就贴补在我女儿身上了。

奶奶跟我夫人来武汉时，夫人的大姐就说，你们带这么个老人，将来是她照顾你呢还是你照顾她？但人都到了北京，再多说也没多大意思。后来爸爸来武汉一趟，正好我泰山大人住院。他去探望时，岳父便向爸爸正式提出奶奶的事。没过多久，爸爸就把奶奶接回山东了。可是奶奶心有不甘，总还是希望来武汉。二姑有一次回山东，又把奶奶带回来。说好跟着二姑过的，可是就隔着一条江，她来到武汉就非要跟我们在一起。想想也是，重孙女都是她拉扯起来的，怎么能割舍呢？于是又跟我们一起生活了。1994年，我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家里惟一的男丁走了。最后还是把奶奶送回山东。

奶奶得病了，夫人回山东照料。奶奶和爸爸妈妈过得并不快活，但也无可奈何。最终，奶奶不行了。2000年在济南去世，爸爸妈妈没有赶上她咽气，是我夫人把她送走的。所以，奶奶也算是得了我们继了。

从小爸爸对我呵护有加。督促我每天写日记。还教我英语。至今我还保留着童年时的日记以及他在上面的批语。1969年全家来到农村，也没耽误继续教我学英语。幸亏他的努力坚持，我才有了一技之长，为我以后在武汉的闯荡打下基础。教中学、大学、考武汉大学同等学力证明、后来到中科院做翻译和编辑；最终以比较好的英语成绩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系博士生，与他为我打下的英语基础不无关系。

今天青岛的三舅给我发来微信，说我喜欢音乐。于是附上《风流寡妇圆舞曲》视频让我看。三舅年轻时是石油系统的勘探员，四海为家。毕竟不是一代人，对这首1905年的弗兰兹·雷哈尔的名作理解得过于中国。但是这首曲子的旋律还是曼妙，爸爸当年教我们口琴，就有这首乐曲。圆舞曲很适合口琴演奏。爸爸的口琴吹得很好，还在北京当过口琴队的指挥。每次到公园，见到有吹口琴的老人，我都会驻足。每次见到吹口琴的，就让我想起爸爸。可是我吹口琴却比他差远了。爸爸去世后，我把他剩下的若干德国和日本的口琴带了回来。算是个念想。

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后，与他合作翻译了“什么是信息哲学？”这篇文章。就是这篇文章为我后半生的日子铺好了路。这是和老爸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合作，让我有了平安的晚年生活。

我永远无法忘记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