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出台的现实背景是入园难入园贵，许多家庭重不堪负。加上城乡之间、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常住家庭与外来务工人员家庭之间在学前教育上长期以来所积累的差距越来越大，正在加剧社会矛盾与阶层之间的裂痕，局部甚至引发了极端事件，一时间入园难入园贵衍变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为此，正是考虑到学前教育事关社会的安定与全民福祉，鉴于学前教育的普惠性和公益性，国务院在《意见》中特别强调指出：“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办好学前教育，关系亿万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据了解《意见》下发以来，许多地方政府雷厉风行，笔者所在的深圳市教育局日前表态说“深圳将大力实施学前教育3年行动工程，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力度，推进公益性幼儿园建设，同时提升幼儿园办学质量，不断提升学前教育的公益性、普惠型，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学前教育需求。”

一般来说思想应该走在行动之前，也就是说思想认识的水平有多高，行动的力度和广度就会有多大，思想认识有多深刻，行动的效果就会多好。看得出有关教育行政当局的表态是有一定高度的，行动也是十分积极的，不过与《意见》中所提出的要求相比，笔者以为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首先学前教育是社会公平根基的根基。日前笔者在《新华文摘》上读到《中国学前教育立法：思考与进程》一文，文中庞丽娟、韩小雨指出：“社会公平的基石是教育公平，教育公平的起点是学前教育公平。”其实，我国老一辈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就说过：“教人要从小教起。幼儿比如幼苗，必须培养得宜，方能发荣滋长。否则幼年受了损伤，即不夭折，也难成材。所以小学教育是建国之本；幼稚教育尤为根本之根本。”

入园难入园贵表面上看是一个差不差钱的问题，其实质是人生起点是否公平的问题，尤其是对于社会弱势群体而言，正如《思考与进程》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处境不利儿童的学前教育，能够有效提高和促进这些儿童融入主流社会，降低因出生和成长环境的不利所带来的影响，减少社会分层现象和社会贫困。”美国的几项长达数十年的研究项目证实，这样的说法是有事实依据的。

其次，学前教育是人生之奠基，是家庭幸福的前提，日前正呈全面蔓延态势的新一轮“民工荒”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说法。

洛克说过：“凡是有心管教儿童的人，便应该在儿童极小的时候早早加以管教。”这也就是国人常常喜欢说的那句话：3岁看大6岁看老。当初掀起的一波又一波的打工潮和民工潮，那是因为第一代农民工，宁愿背井离乡，以牺牲子女教育和家庭团聚为代价，换取所谓的打工收入。然而，时过境迁，新生代农民工开始觉醒了，不愿再步父辈的后尘。据《广州日报》报道，一位在义乌打工多年的河南青年魏东伟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不能让娃再跟我一样，宁愿少挣点，也要培养好他！”

事实上，这些年由于留守儿童问题而导致的家庭悲剧时有发生，“留守儿童”已经变成了问题少年的代名词。仅仅为了打工收入，却因此耽误了孩子的人生和家庭的幸福，这样的做法实在不划算。于是我们看到当年曾经红火的民工潮，曾几何时开始演变为民工荒。显然劳务工输入地政府，如果不站在人生奠基和家庭幸福的高度认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读书问题，下大力气真心实意地办好学前教育，实现学前教育面前人人平等，那么要想从根本上缓解招工难则是不可能的。

孩子不能留在父母身边读书，失去的是父母这对贴身的老师，失去的是家庭教育的滋养；孩子若是留在父母身边，却不能享受平等的义务教育，同样也会失去教育的公平。我们常说孩子不能输在起点，可是留守儿童从一开始就输掉了。不仅如此，这样的家庭也会因此失去应有的幸福与快乐。事实证明孩子是否享有公平的教育，已经成为影响父母是否安心工作、幸福生活的决定性因素。

全国妇联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近三成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年限在5年以上。造成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笔者认为各劳务工输入地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说此前留守儿童所带来问题主要是对其家庭造成伤害，个别的危及社会安全的话。那么从现在起，留守儿童问题将成为困扰劳务工外出的决定因素，对整个社会造成深远影响。不论是从人道关怀的立场，还是从实用主义的考量出发，劳务工输入地政府和民众，都毫无例外地要解决好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读书问题，这既是社会安定的战略需要，也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最后如果是站在国家与民族未来的高度认识学前教育问题，那么学前教育应纳入全民义务教育体系，这就需要政府拿出大手笔，舍得投资舍得花钱。《意见》颁布后，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相应的政策和举措，实施3年学前教育行动。以深圳为例，据说，深圳出台的《关于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到2015年财政对学前教育投入占财政性教育经费比例达到5%以上。不过据笔者的了解，这些年来，上海在推动教育事业均衡发展大战略的带动下，学前教育投入持续增长，早超过了这一比例，2009年上海在学前教育上的投入就占到了全市教育总支出的8.04%。在深圳这个不差钱的地方，实话说5%这个指标的确是低了点，笔者以为近3年应该将其提高到10%。

还有，如果要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无疑是行为与责任主体，公办幼儿园应该占绝对主导地位。不过据统计截止2010年6月30日深圳全市有幼儿园1001所，其中民办幼儿园占绝对多数，达到了94%。以往由于学前教育定位不明确，学前教育管理主体混乱，这种公办与民办倒挂现象较为普遍。笔者确信在《意见》精神的要求下，只要各级地方政府思想认识到位，快速扭转这样的局面总是有办法的，比如上海的做法就值得推广。这些年上海持续不断地通过向民办学校购买学位的办法，快速提升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与水平，配合公办学校从而实现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100%享受义务教育，其中80%就读的是公办学校。

笔者想说的是，尽管有些地方政府做出了承诺，但仍显不足，根子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所以，表面上看似乎都很迈力，但行动未必能跟得上。有的地方仍热衷于提所谓的优质学位，喜欢搞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一提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读书问题，就舍不得投资。说到底，还是没能站在国家与民族未来的高度认识所有儿童的学前教育问题。笔者以为还是要认真学习《意见》领会其精神内涵，拿出构建和谐社会和幸福社会的诚心，办出无差别、无歧视，公平公正的学前教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