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到今天，看到了两个消息：    

   一个是曹聪博士的博文，说科尔教授的《大学之道》中译本终于出版了：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5671-792038.html

   另一个是一则新闻，说是重庆师范大学某教授一路抄袭，从讲师到教授，终于东窗事发：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5/293777.shtm

   前者是个功德无量的事情，也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在国外读书的日子，每天混迹于学术圈，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各色教职人员。再加上我爱好翻译，就有了做志愿者，为国内高校来的参访团做翻译的机会。这给我了很多和国外高校的管理者，上至校长，下至科员的接触机会，听他们对于西方大学的起源、办学理念、管理方法等等方面的讲解，也有机会参与国内外同行之间的讨论——虽然这个过程中我只把自己当作个翻译的“机器”。通过这个机会，我系统地了解了北美学术圈里的学术评价体系，学校的用人机制等等方面的信息。当然也就了解了一个科研工作者，在这个成熟的大体制之内从应聘到成长为资深研究者（Senior researcher），也就是教授的过程。西方人思维直线，喜欢把什么都捋顺、捋清，写下来。后来我翻阅了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Federico Rosei教授与人合著的《科学家的生存法则（Survival skills for scientists）》一书，惊喜的看到作者在这本书里结合自己的经历和理解详细描述了一个科学家在西方大学以同行评价（Peer-reivew）为基础的环境下应有的成长轨迹，也加深了我对于那些道听途说来的信息的理解。通过耳闻、目睹，我惊异于西方大学在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理念之下，制度的设计对于学术繁荣和研究者个人职业发展的巨大的推动作用。实话实说，这本书的作者不是大牛，质量也就是中上，当仍然不失为一部为想要踏入学术圈的年轻的科学家（作者明确指出也包括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一个管窥这个圈子里的游戏规则和规范的机会。这突然让我这个虽然没有能力“评宇宙文章”，但却“踏中西文化”的人深有感触。感觉这是在国内高等教育高速发展的今天，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学习国际规范，也为改善我们自己的学术环境非常好的入门读物。简单地说，我们每个年轻的教授都该集体补补钙。中国自清末开始探索学习西方的高等教育，中国人详细研究过各种现代大学的办学模式和理念，学德国，学美国，学日本，学苏联，走过了曲曲折折的漫长道路。而今天，我们在飞速地扩建大学校园，营造规模效应的时候，应该练练“内功”，在科研工作者个人层面上学习现代西方学术圈的职业规范。这对于整个学术生态的建立都至关重要。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斗胆联系了本书的作者，自报家门，说我是个工科的PhD candidate，但很喜欢翻译，表达了自己想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的想法。Rosei教授热情洋溢的回复了我，说非常乐见此书被介绍到中国，同属华文地区的港台都已有人接触他讨论翻译的事情，但是中国内地还没有。教授又详细提供了此书出版社的信息包括责任编辑，表示还帮我联系了合著者，另一个位教授也非常高兴能有人愿意翻译此书。此后的事情并不顺利，我试译了一部分内容，开始接触国内的出版社，除了一个大学出版社，其余的数十个出版社都没有回复我的电子邮件。后来才知道，我完全不了解国内翻译市场的运作规则。像这种受众面较小，经济收益没有保障的书籍，是很少有出版社愿意考虑的。我还是很感激那个回复了我的大学出版社，虽然联系我的编辑说最终没有通过他们的选题会，因为他们还有类似的选题在考虑之中。这是题外话了。

   今天一早就有看到了重庆师范大学这档子事儿，愈发觉得《大学之道》这书的重要，又有资深教授翻译，还有曹先生审稿，拜读之前，也知道一定含金量很高。这本书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审视西方的大学理念。但从目录看，就知道这里面的各个章节都是身在学术圈里的人，应该读一下，思考一下的——尤其是那些与西方学术圈游戏规则相关的章节，比如同行评议。这就联系到了重庆师大的事情。这事说明，同行评议这样的体制在中国还没有行之有效的建立，或者说，建立了，但没有良好的运行。我出国之前对于同行评议的理解，仅仅是审稿人对科研论文的审稿。后来才知道，这个概念贯穿西方学术发展、科研工作者个人职业发展的始终。不管在校内还是校外，你始终处在同行们的监督之下，评价之中。举个例子吧。在北美，助理教授申请升副教授的时候，有个环节是考察委员会会向你所在的学术圈子的同行索取推荐信。在加拿大，索取推荐信的范围是面向全球。三封推荐信回来，如果信里评价说这个助理教授的研究工作有价值，我曾经注意到等等，这将是极好的消息。如果“大牛”写回来的信说，此人我从未听说过，没有见他的工作发表于主流期刊，这个助理教授的终身教职就危险了。出事的张教授一路抄袭，一路晋升，同行评议显然在晋升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还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职业操守的问题，不知道《大学之道》里有没有谈到这个最最基本的话题。据报道，张教授在接受某报采访的时候说，一些列出问题的论文都是十年前发表，那时候和现在的标准不一样云云。当然，这是诡辩，也让人觉得悲哀。我们中国人有种很糟糕特性就是高度的“nonlinear”，非线性，直的能说弯了，弯的能说直，是非曲直不分。作为一个大学教授，连学术圈最起码的职业道德要求都搞不明白，实在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应该更多的思考西方优秀的制度，并且建立自己的制度，形成制度的绝对权威和对它的敬畏。

   “大师”和“大楼”关系的著名论断，中国人每个人都能说出来。但是我们在为大学建了很多大楼的同时，的确得好好捋顺在大楼里各种运行规则和理念。事实证明，只要有好的制度，一所大学可以迅速崛起。世界范围里，建校仅仅50年就能从无到有冲进世界名校行列的例子屡见不鲜。但是，一所学校的没落，速度将更快。

   好了，写到这里，我得去看看哪儿能买到《大学之道》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