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热”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兴起和扩展，人们在反思、研究传统文化以及探究所谓“国民性”的时候，不时会提到“奴性”这个词。新近“儒学热”飚升之际，“反儒”者有时也用“奴才”一词来攻击“复儒”的提倡者抑或“反儒”的反对者（本博主既是“复儒”亦是“反儒”的反对者）。这使我不由得反思起“奴才”和“奴性”这两个词的本真含义。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分析哲学一派非常强调“语意分析”，我这里就来对“奴才”和“奴性”做一番“语意分析”，以尽吾作为哲学工作者的一份绵薄之力。  

 

“奴”是指奴隶。奴隶最初产生和存在于奴隶制时代。一般认为，中国的奴隶制时代是夏、商、西周三代时期，也有人认为西周已非奴隶制时代，而是封建制时代了。但即使是到了封建制时代，也仍有奴隶制的残余，春秋战国时期不用说，就是到了汉、唐乃至于明、清，也仍有做奴隶的人。在奴隶制时代，就像奴隶主身份是世袭的一样，奴隶身份也是世袭的，某人一朝为奴，其子子孙孙世代都为奴，正所谓“永世不得翻身”。这种奴隶是最典型的奴隶。这样的奴隶是为奴隶主所占有和任意利用的其手中“会说话的工具”，与农具或家畜并无本质差异，不过是一种“会说人话”的特殊农具或特殊家畜罢了。

 

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他们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即使为奴隶主到田间劳动，也是被奴隶主像驱使家畜一样来对待，并在奴隶主严格控制和监管之下，进行被迫劳动的。奴隶因为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当然谈不上还有其他什么自由或权利，所以，到了有学校教育的时候，奴隶也完全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因此，奴隶的基本特点就是：经济上是无产业者，政治上是无权利者，文化上是无教养者，伦理上是无人格者。奴隶的这些特点不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而是由残酷的奴隶制所决定的。几千年的奴隶制，世世代代的奴隶生活，造就了奴隶特有的品性，即所谓“奴性”——无产业者之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工作被动性，无权利者之政治地位所决定的政治盲从性，无教养者之文化地位所决定的文化无养性，无人格者之伦理地位所决定的伦理无忌性。

 

要言之，工作的被动性、政治的盲从性、文化的无养性、伦理的无忌性，便是“奴性”一词的本义所在。

 

“奴才”与“奴性”有内在的联系，从逻辑上讲，“奴才”是由“奴性”派生出来的，本意当为“具有奴性的人才”，是指某人之才具有奴性特点。考虑到“才”与“德”相对，而“德”又属于伦理范畴，故这里的“奴性”应是指除伦理的无忌性以外的其它一切奴性。这就是说，所谓“奴才”，是指那些虽有工作才能却缺乏工作主动性，虽有政治才能却缺乏政治独立性，虽有文化才能却缺乏文化涵养的人。这意味着，“奴才”之“才”，乃是缺乏“人性”的“才”，是仅仅表现在做事上有可以为别人所用的技术才能，而在做人上却缺乏人所应有的独立自主性和自觉能动性。简言之，“奴才”就是依附性的技术之才。

 

凡“奴才”之人，皆无独立创业而成就大功之能。“奴才”的才能和才干，生来就是而且仅仅是为别人所用的。夫“奴才”者，其遇“明主”，或可尽其才，而成为主人的智囊之类；若遇“昏君”，则或无以尽其才，而终遭埋没，或能尽其才，却成为主人的鹰犬之类。

 

据上分析，可以认为，在中、西文化关系上，凡盲从“国学”或“儒学”者以及盲从“西学”者，如其有才，亦无非“奴才”之属耳，何足道哉！唯其不独有才且力求“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者，方不虚“人才”之称也。

 

 

还值得一提的是，伦理之无忌亦是“奴性”之一大特点。当今之世，那些无法无天者之无耻之行、不廉之为，皆其伦理无忌之“奴性”的真实写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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