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拙文《不乏创新能力，缺什么？》，刘迎先生提出了如下不同看法：

    1.“中国人其实具有极高的创新能力”，一个坐了几十年的人基本上是没有奔跑能力的。

    2."理论思维本身并不创造新知识，而只是赋予个别行为所创造出来的新知识以理论形态，从而使特殊知识转变普遍知识，个人知识转变社会知识"——“个别行为所创造出来的新知识”包括“理论思维创造新知识”吗？

    现回应如下：

    刘老师提的看法很好。关于第一点，我是这么看的：中国的学者以及在校的中小学生多数是很勤奋刻苦的，到国外去留学的中国学生也普遍比当地学生勤奋刻苦，这一点可以证明中国人具备基本的创新能力，因为毫无疑问，创新能力只能存在于勤奋刻苦中。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等一批留洋的中国学者，他们长期在西方学习与研究，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并不比西方学者差，尽管至今只有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三个获得诺奖，但考虑到长期在西方学习与研究的中国学者或华人学者与地道的西方学者的数量比例之悬殊，那末，这三个华人诺奖获得者是足以表明中国学者的创新能力绝不亚于西方学者的。只是长期在本土学习和研究的中国学者，受到中国现行体制及传统思维习惯的束缚，使他们的创新能力难以得到施展，所以看起来就显得似乎中国学者缺乏创新能力了。我是毫不怀疑咱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的，但怀疑现行体制的合理性，因为它对人的束缚太过了；同时，更感到咱们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得改一改，虽然我们都知道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思维习惯是很难的，尤其是我感到要作自我改造是极其困难的，恐怕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通过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互渗以至于融合，才能实现其根本性转换。

    关于第二点，我的看法是，知识创新成果作为一种个别人的特殊行为的产物，就是由于基于长期的知识积累和不断思索所导致的灵感的出现而悟到的东西，这里可能存在理论思维，也可能不存在理论思维，就是说，理论思维在这里并不是必要的因素。但要使个人悟到的东西从特殊知识转化为普遍知识，则必须运用理论思维。在这里，理论思维是对悟到的东西的逻辑思考，这种思考首先是使悟到的东西概念化，就是把自己的新思想或新想法用一些确切的概念来表示，并对这些概念做出清晰的界定，进而思考如何把这些概念内在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逻辑系统。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是起点，是最重要的，但咱们中国人的习惯性思维，恰恰是在这个起点上就迈不开步子，即常常对某个新想法用一些旧概念来表示，亦即所谓“旧瓶装新酒”，从而使得表示新想法的概念显得模糊不清；即使是创造新概念，也是习惯于对新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作精确界定，而是常常给予一个诸如“仁者，人也”之类的抽象规定，然后便万事大吉，就把这个新概念实际地运用来思维了，这样的思维当然是模糊思维。因为大家都习惯于这种模糊思维，所以在思想或学术交流中，虽然也会有争鸣，有时看起来争论得激烈，但其实论争诸方都是在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情况下，胡乱争论而已，也因为如此，中国的学术讨论往往是以不了而了之的。中国人接受外来新概念也是如此，常常只是在知其大意的情况下运用这些新概念，以至于运用了数年甚至数十年之后，一旦被问起这些概念确切的内涵与外延如何时，就会被问倒。现实的生活经验表明，咱们中国人习惯性地厌恶“咬文嚼字”，习惯性地“不求甚解”，习惯性地“不较真”，总之，对追求概念的精确毫无兴趣，也根本不愿在这上面花功夫。谁在这上面花功夫，就要被众人目为“玩弄文字游戏”，是“吃饱了撑着”才会这样去做的。在争论中，谁要是为求得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精确而较真，谁就会被众人视为“书呆子气”，是“迂腐”的表现。

    所以，尽管我自己也做得很不好，但我还是非常赞同张学文老师在拙文下留言所表达的看法：

    我认为“逻辑”要有着力点、对象。而对象多以“概念”为基础。没有清晰的概念，搭建不了有力量的概念，逻辑就缺少应用场地。所以新概念、观念的提出是理论创新的重要突破点。如果我们使用的所有的科学名词都是来自国外，或者来自古人，我们即便有创新也是二流的或者水平更低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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