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最近数十年来马克思这话被无数哲学工作者重复了无数遍，但是，我们有没有自觉地做过这样的追问：我们所从事的哲学是不是我们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呢？

 

作为哲学工作者，长期以来我们所从事的哲学是什么性质的哲学呢？笔者尝论之曰：

 

“在哲学界（指中国大陆），……那些从事‘中’‘西’‘马’研究的专家、学者即便是最能‘赶时髦’或‘领导新潮流’的，充其量也不过是以传统经学方式或以现代解释学方式来阐释如诸熊十力之类的中国现代新儒家、诸如哈贝马斯之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诸如罗蒂之类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思想以展示阐释者自己在哲学上的种种‘新见’，抑或通过‘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作考据学式的或义理学式的研究来‘还原’抑或‘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已——所有这些努力所依据的无不是别人既成的哲学著作，这些著作有的与现代科学有一定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有的几乎就没有什么联系” [《加强管理哲学研究——兼论部门哲学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必由之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1期]。

 

此论一言以蔽之曰：我们所从事的哲学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哲学，而是别人的哲学，由中外历史上的哲学家在他们各自的时空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中国哲学等具体形态内在的至今已然成为他们所留给我们这些后人的一份文化遗产的哲学。我们研究这些哲学，不过是在继承抑或至多也只是在批判性或创造性地继承其哲学遗产而已。我们自己的哲学在哪儿？建国60年来，我们自己究竟创造出了什么样的哲学了呢？没有，什么也没有！我们从来都不曾创造出作为我们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尽管至今我们至少已经经历了两个不同时代——过去了的计划经济时代和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之中的市场经济时代，而且如果把新中国置于全球视野之中的话，我们更已经经历了前全球化时代和我们现在正处在其中的全球化时代这样两个不同时代。

 

因为这60年来我们从来没有过至今也还没有我们自己的哲学，特别是没有属于我们现时代的、作为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我们只是习惯于把历史上某个时代的某种形态的哲学当作我们自己时代的哲学，特别是至今仍把它当作我们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来看待罢了，所以看起来似乎我们从来都不曾缺过哲学，至今也不缺作为我们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所以，对于已经进入了中国历史的市场经济时代和世界历史的全球化时代的我们来说，其实并不是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哲学没有用了，而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属于我们现时代的、作为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可用。

 

我们没有作为我们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可用，这不是哲学的问题，而是亟需有用的哲学以用之的我们自己的问题，是我们自己需要有用的哲学，却不思怎样通过我们自己的哲学创新活动来创造出与我们现时代精神相一致的并且足以成为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的从而真正适用于我们的哲学。

 

为什么至今我们都不思自我创造哲学呢？撇开外在因素的影响不谈，仅就习惯了只研究别人的哲学或历史上的哲学的我们自己的主观因素来说，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在阻碍着我们进行哲学的创造：

 

（一)我们把历史上某个时代的某种哲学视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绝对的真理性。因此，在我们看来，一旦掌握了这种哲学，我们便拥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哲学资源，从而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也就根本不存在一个哲学创造的问题了。明初有一位理学家叫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永乐进士。官至大理寺卿。后被贬戍边。景泰初起为南京大理寺，明英宗复辟后为礼部右侍郎。著作有《读书录》、《读书续录》、《薛文清公文集》），他在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天下以朱熹的《四书集注》和“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命题的范围的情况下，著《读书录》曰：“《四书集注章句》、《或问》，皆朱子萃群贤之言议，而折衷以义理之权衡，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圣贤之心，殆无余蕴，学者但当依朱子，精思熟读，循序渐进。”(《读书录》卷1)薛瑄还说：“自考亭（按：指朱熹）以还，期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明史》卷282）我们的观点正与薛瑄的观点相类，亦认为我们一旦拥有了历史上某个时代的某种哲学，我们自己就“无烦著作，直须躬行”了，因为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至广至大，至精至密”，所以对我们来说，只要依据它“精思熟读，循序渐进”以至于“躬行”就行了。

 

（二)中国有一个源远流长的经学传统，中国传统学术本质上是经学学术。经学由孔子创其始——《庄子．天运篇》述孔子谓老聃之言曰：“丘治《诗》、《书》、《易》、《礼》、《乐》六经以为文。”至荀子作《劝学篇》已强调君子之学“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这为汉代经学的兴盛奠定了思想基础。汉代经学分为“今文”、“古文”两派，今文派以阐发“微言大义”为主，古文派以文字训诂为主；前者是对经文思想内容的研究，其研究方式具有认识论意义，后者则缺乏这种意义。就今文派而言，其探究“六经”的意义究竟何在呢？对此，汉末思想家王符(公元85—162年)的论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且对于后世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他指出：“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乎典。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是故圣人以其心来造典，后人以经典往合圣心也。”(《潜夫论．赞学》)这就是说，对于以“索道”为职志的学者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圣人创制的经典中去寻求所求之“道”。故经学学术作为一种“索道”之术，就是通过对圣人经典的研究来领悟和阐明“与道相合”的“圣心”。也因为如此，经学又称“圣人之学”，它在汉代“独尊儒术”以后直至清代的整个古代学术体系中一直享有至尊地位，舍圣人经典而他求其道者则被正统儒家学者视为“离经叛道”者而加以贬黜。这种基于“圣道合一”观念的经学及其学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观念及学术方式，以至于到了现代当经学式微而各种新学兴起以后，中国学者仍然按照传统学术方式来治学，不思到现实世界中去探索客观规律，而是仍然借助于被他们视之为“圣经”的学者论著来力求“往合圣心”，以达到对得之于“圣心”而藏之于“圣经”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之“道”的把握。直到今天，当国人多少有些觉醒而自觉缺乏有用的哲学时，学者们仍然不思到现实世界中去探索客观规律，而是普遍倾向于通过复兴“国学”或“儒学”抑或救助于“西学”来达成其哲学创新之愿，从而在学术方式上仍然是继承了传统的经学学术方式，即从他人的或历史上的哲学中去寻求自己所需要的哲学。

 

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对我们思想协同作用的结果，就是我们放弃了面向现实世界通过对反映现实世界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的具体科学的研究来创造适用于我们自己的哲学的努力，如此，足以成为我们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便无以产生，又何来有用的哲学呢？

 

面对中国哲学的现状，我以为不应该一味去指摘“哲学无用”并因此简单宣布“哲学死亡”了，而是应当改变和抛弃长期以来一直统治我们思想的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真理观，并改造中国传统的学术方式，使之由“以经典往合圣心”的“索道”之术转变为“以科学往合实理”的“求是”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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