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以人为本”？“人”是谁？“本”是什么？

 

在中国，“人”向来就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具体概念。

 

就像有学者所说的，中国人的思维乃是“象思维”。“象思维”的特点是从不也不能离开具体的形象来进行思维，其最典型者莫过于：

 

一是，中国的宗教是以偶像崇拜为特点的（特别是相对基督教而言是如此），中国的宗教徒心目中的“神”一定是与某种具象相联系的，他们不能想象脱离任何具象的抽象之神，所以必要造出一尊诸如泥菩萨之类的偶像来供奉之；

 

二是，在中国，大凡理论必要举例说明之。“例子”就是某种生动形象的具体事物。离开“例子”，一般的中国人是既不愿意听其论理，也难于甚至于无法理解其所论之理。

 

所以，中国人一提到“人”，通常第一个反应必是如此发问：“是什么人？”“他是谁？”为何如此发问也？其潜在的意义就在于：问者将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故一提到“以人为本”，就很自然的会想到“以谁为本”了。

 

能成为“本”的，可能是谁呢？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本”的意义就是“根”。故“以谁为本”的具体含义，便是指“谁是其他一切人之根”？就其直接意义而言，能作为其他一切人之根的，当然只能是人类的老祖宗。

 

那末，谁是人类的老祖宗呢？

 

科学的进化论早已揭示，人是由猿进化而来。故人类的老祖宗当然是猿人无疑。但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老祖宗可不是猿人，而是被称名为“炎黄”的人——是为中华民族的老祖宗。

 

然则，在中国语境中，“以人为本”的具体含义，理应是指中华民族以炎黄为本。所谓“以人为本”，这是一个认祖归宗的命题。

 

不过，在当今中国语境中，“以人为本”又显然另有所指。然而，无论如何，按照中国人“象思维”的思维习惯，其“人”都断非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总是一个具体概念。

 

那末，这个“具体的人”是指谁呢？这里又涉及到中国人思维的另一个特点，即辩证思维。

 

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习惯，由来已久。《易传》所谓“为道屡迁”、“唯变所适”，不仅是对上古时代中国人的辩证思维的一种经典概括，它也可以被看作是对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的辩证思维的经典性概括。中国人的辩证思维的本质特征，正是在于“唯变所适”！

 

从“唯变所适”的思维特点来看，“具体的人”究竟指谁乃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是为“变”。而“变”中又有“常”。“常”也者，不变之谓也。既变又不变，这便是中国人的辩证法之精髓。而具有变而不变之双重特性的，就是那个“为道屡迁”的“道”！

 

要之，“以人为本”之“人”，作为“具体的人”，就是指“道”或“道”的化身。这个人格化的“道”或“道”的人格存在，是既不确定又确定的。就其不确定性而言，它可以指任何人；就其确定性而言，它又非指任何人。

 

在既不确定又确定，既变又不变这种“玄之又玄”的情况下，要使“具体的人”得以“尘埃落定”，就只能通过“体道”了。

 

所谓“体道”之“体”，是“由行而知”或“于行中知”的意思。所谓“体道”，就是到实践中去把握“道”。

 

这意味着，要确定“以人为本”之“人”究竟为谁，这并非只是个知的问题，更是个行的问题，而且本质上是个行的问题。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把握到这个“具体的人”。

 

其实，“唯变所适”本来就不只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它更是中国人的行为习惯，而且本质上乃是中国人的行为习惯。

 

就其作为一种行为习惯而言，“唯变所适”乃是要求行为主体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其采取何种行为方式，完全取决于时间、地点和条件，或者说，行为主体要“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

 

所谓到实践中去把握“具体的人”，就是人们要根据其实践所处在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这个“具体情况”来把握这个“具体的人”。这意味着，这个“具体的人”其实是由这个“具体情况”来规定的，亦即是由实践者所处在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来决定的。

 

不仅“以人为本”之“人”由实践者所处在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来决定，而且相应地“以人为本”的“本”也是由实践者所处在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实践者是否应该以他所面对的这个“具体的人”为“本”，是取决于他所处在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这意味着，在某种情况下，他可以是“以人为本”；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他也可以不是“以人为本”。换言之，对他来说，是否“以人为本”，是没有定数的，他只能“唯变所适”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而假使他在某种情况下认为自己应当“以人为本”时，他就会把他所认之为“本”的“人”当作自己的“祖宗”来“供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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