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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整体思维和西方的分析思维孰优孰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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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针对中医的“口水战”纯属无聊之事——从李一案谈起》
发表评论人：zhaowanfu [2010-8-23 23:21:22]
对人类发展来说，一千年不算长，是个小单位。但对中、西医来说却是个坎，中医已过了这个坎，验证过几个单位；西医还没有过这个坎，正在验证中，人类目前正是西医的小白鼠。人类将变成什么样子，只有中医的话，大家都知道答案；只有西医的话，没有人知道答案。人类已经踏上充满风险的征途，将归何处？
博主回复：
您的评论意味深长，值得好好回味。“人类目前正是西医的小白鼠”，这话尤其值得回味。这只“小白鼠”未来的命运真不好说啊！
最近听新闻报道里说，有一种叫做“超级细菌”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医学领域的出现说明了什么呢？我想到了中国俗语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说。如果说西医是“道”的话，那末，西医所要对付的病菌就是“魔”了。“道”能胜得过“魔”吗？
“超级细菌”的出现似乎正好说明了“西医之道高一尺，病菌之魔高一丈”的道理呢！
当然，这个道理也可以理解为西医之所以不断发展的动力因，但是这个道理本身是说明了在医学领域人类也是不可能最终征服自然的。人类永远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想要征服其外在自然，必须征服其内在自然，使自己超越自然而由自然性的存在变成神性的存在才行。人类怎么可能变成超自然的神呢？
人类不能使自己变成超自然的神，这就是意味着人类无法征服其内在自然，从而注定了人类也无法征服其外在自然，因为这里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是受同一自然规律支配的存在物。
西方传来的科学可以通过运用它所把握到的自然规律来达到人类的目的，但是，任何一种科学和科学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上所把握到的自然规律都不过是某些特殊的自然规律，这些自然规律和尚未为科学所把握到的另外一些自然规律应该是互相协同地起作用的，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种科学和科学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上对某些自然规律的运用在整体上都是属于盲目行为，因为人们在运用这些规律的时候并不知道与之互相协同地起作用的另外一些规律到底是怎样的。
例如，当人们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成功地砍伐了山林而达到其某种目的的时候，他们也许只知道山林与他们的这个特殊目的之间的必然联系，却并不知道山林与他们的另外一些目的之间的必然联系；他们也许只知道其山上的林木可以当柴烧，可以盖房子，可以做家具等等，却不知道这些林木可以保持其山上的水土，而其山上水土的保持正是住在其山下的他们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而保持其山上的水土实质上就是保障他们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然而当他们明白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被其山上涌出来的泥石流给埋葬了。
人类对西方的科学、医学的盲目信赖，也有可能导致人类直到被自然所埋葬的时候都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样死去的，或者即使临死时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却永远都不再有悔改其生前行为的机会了。
中国从来都没有西方那样的科学，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原因在于，中国向来有一个整体思维传统，这种传统思维在思考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关系时，是把人与自然纳入同一个整体中来进行全面、系统的思考的，绝不把这个整体中的各个部分分析成互不相干的单独个体，然后逐个地加以考察与研究，这就使得对大自然的“分科之学”无以产生和发展起来。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整体思维，你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个文化缺陷，而且如果以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分析思维作为价值尺度来加以权衡的话，它也的确是一个文化缺陷，但是反过来，如果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体思维作为价值尺度来加以权衡的话，西方的分析思维也的确是一个文化缺陷。这样来看问题，并不就是相对主义，因为缺陷或短处必是相互比较而存在的，离开了一定的参照系，就既无所谓短也无所谓长了。文化缺陷也是如此，也必是在不同文化的相互比较中才能显示出来的。
诚然，从进化论角度来看，不同文化之间虽然互有其短长，但毕竟有相对的优劣之分。那末，在中国的整体思维和西方的分析思维之间，怎样来看待其相对的优劣之分呢？能否说中国的整体思维是较劣思维方式，西方的分析思维是较优思维方式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素有所思考，但长期得不到满意的答案。以最近思考之所得，笔者以为，可以把这个问题置于两个不同的价值系统来加以思考：
在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的价值系统中，有理由认为，中国的整体思维是较劣思维方式，西方的分析思维是较优思维方式。这个理由就在于：最近几百年来中西之间互相接触、互相冲突的交往历史一再地表明，基于西方的分析思维而生成和发展起来的近现代科学技术是西方民族之所以日益强大的知识基础 ，正是依靠其科技知识的力量，西方民族才得以征服其他民族，使其他民族置于其统治之下；而这期间中国之所以曾经沦落为一个饱受外来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中国缺乏西方的那种由于其科技知识所赋予的力量，并且三十年前的中国之所以实行改革开放，其最重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中国自觉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国际竞争都证明了这么一个道理：一个民族要自强自立，不为其他民族所欺凌，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必依赖于这样一个文化条件：学习和掌握西方的思维方式，熟练地运用西方的分析思维来观察和研究大自然。
这也就是说，在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生存竞争中，相对于中国的整体思维，西方的分析思维更加有利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因而是一种较优思维方式，反之，中国的整体思维则是一种较劣思维方式。
在以人类利益为最高利益的价值系统中，有理由认为，中国的整体思维是较优思维方式，西方的分析思维是较劣思维方式。这个理由就在于：最近几十年来，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空气污染、气候变暖、臭氧层的破坏等等人类生存环境方面的问题，都与近现代科技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类环境问题的出现与近现代科技所本的西方分析思维是有必然联系的，因为这种思维方式使人类有见于森林中一棵棵树木的精微之处，却无识于这些树木所构成的森林之大体，不知道人类所处在的这个宇宙大森林中一切特殊的树木之间都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相互转化的关系，不知道人类运用科学技术所把握到的自然关系只是整个自然关系体系中极为有限的一些方面或环节，它们远不足以反映整个自然关系体系的性质与面貌，不知道仅仅依靠对这些自然关系的把握远不足以使人类处理好自身与外部自然界的关系，这些极其有限的自然知识仅可以满足人类眼前的某些需要，却远不能满足人类世世代代永续发展的无穷需要。相对于人类世世代代永续发展的无穷需要，人类眼前的某些需要只是其中的一些特殊需要，这些需要与其他需要之间很可能是彼此互相冲突的，如果只顾眼前的这些需要的满足，就很可能兼顾不到对于人类发展也许更为重要的其他需要的满足，从而很可能因为其一时之需的满足而造成其将来之需的无法满足，使人类失去永续发展的希望。
事实上，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密不可分的大工业的发展所日积月累地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如果再进一步加剧的话，人类的末日就不再仅仅是一种玄虚无期的宗教预言，而是一种指日可待的科学预言了。这种科学预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是意味着以往的科学只知道运用某些知识来进行大工业生产可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之所需，却不知道这种生产也有可能造成人类无法生存在这个地球上的恶果，这种完全有可能出现的恶果只是到了现在才为科学所确然预知，而此前几百年间都是为科学所认识不到抑或无法确然预知的。然而，当科学确然预知到这种恶果完全有可能出现的时候，也许为时已晚。去年的哥本哈根会议（2009/12/07-18）无果而终就已经初步显示出，尽管人类已知这种恶果完全有可能出现，但由于人类已经难以自我控制其行为，很可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向其毁灭的边缘了。何况，也许还有比全球气候变暖更加严重的某些现象至今都尚未进入到科学的视野中呢！当科学认识到这些未知的现象甚至比全球气候变暖都更加危险的时候，也许人类根本就不再有任何可以自我挽救的机会了。
这也就是说，基于分析思维的科学认识的片面性、有限性，决定了利用科学知识来达成自己目的的人类始终都处在一种难以预知的危险之中；这种无穷无尽的不期而可遇的危险使人类的永续发展变得十分渺茫！要使人类的永续发展由不可能成为一种可能或由极小的可能成为较大的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人类自觉地限制其基于分析思维的科学的发展，而中国的整体思维也许正好是其限制条件之一呢！
如果以中国的整体思维来限制西方的分析思维，这也就是意味着要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思维方式统一起来，整合成一种为人类永续发展所需要的新型思维方式的两个要素或两个方面。假使这样的整合是可行的而且当行的话，那末，基于整体思维的中医和基于分析思维的西医就也可以并且应当加以整合了，而不是要让它们彼此互相排斥和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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