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活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末年。春秋时期最重大的历史事变是铁器在农业、手工业生产领域的广泛使用，由此导致了生产力大发展并因此引发社会转型。孔子时代的“礼坏乐崩”实质上正是当时社会转型的一种现象形态，即制度文化与价值观的转变形式。然而，比“礼坏乐崩”更加深刻也更为重要的变化，是由于当时生产力大发展所造成的社会财富增长和生产关系的变动，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孔子声称“不患贫而患不均”，这正反映出了当时由于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而打破了原先相对稳定的贫富结构，使固有的贫富不均现象转移到新的阶层之间，因此造成新的社会矛盾而使得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而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所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的议论，更是反映出了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是按“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原则来进行的实际情况，以及由于这种分配方式所不可避免地导致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之严峻局面。

正是由于新的生产力条件下所发生的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和因此造成的新的贫富不均现象乃至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才使得老子和孔子不约而同地都思考社会公平问题。

但是，老子的公平思想是基于他对现实社会的反思和批判。面对当时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老子主张进行彻底的社会制度革命。他认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因此要求废除传统礼乐制度，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宇宙原则，以理想的“天之道”来取代现行的“人之道”，使“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分配原则变成与之相反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分配原则，建立起“均贫富，等贵贱，无亲疏”的乌托邦式的“自然社会”（即老子心目中的公平社会）。

而孔子是在旧体制的总框架之内来进行思考的，他虽然不满于当时社会财富分配的现实而有“患不均”之忧虑，并且提出“均无贫”的观点，看起来似乎是在倡导一种新的分配原则，一种足以消除贫富差别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但实际上由于他认为“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选择了“吾从周”的立场，故充其量只是主张对传统之“礼”加以“损益”之变，这种社会制度革新思想绝不要求打破旧体制和创立新体制，也因此，他并不主张用一种新的分配原则来取代旧体制中的分配原则。他所谓“患不均”、“均无贫”之“均”都不是“均贫富，等贵贱”（消除贫富、贵贱之差别）意义上的平均，而是使贫与富、贵与贱达到某种形式的平衡意义上的均衡。

事实上，孔子的学生子夏曾声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这话很可能就是他从孔子那里听来的！而孔子本人则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据此来看，孔子非但没有要消除贫富差别的意思，倒很可能是曾经制造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社会舆论，以此来劝慰贫贱者而使之安于贫贱和论证富贵者之富贵的天经地义而使之免遭贫贱者的忌恨呢！

从孔子学说的整体来看，他的公平思想无非是主张，用“礼乐”之制来规范和约束欲求富贵和欲脱贫贱的人们的行为，并用“仁义”之教来化育天下，使人皆知“克己复礼”而无悖逆之心和越规之行，以实现贫与富、贵与贱等差有序的社会平衡与和谐。所谓“均无贫，和无寡”，无非是说，在这样一种平衡与和谐的社会里，个人之间财富的贫富差异和国家之间人口的数量差异就都不成为值得人们计较和忧虑的问题了。

要之，有平均主义思想的是老子，而不是孔子。孔子绝无平均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