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博物馆为什么重要？

武夷山

       2017年第2期（6月出版）的科学史季刊ISIS的“焦点（Focus）”栏目发表了一组专题文章，专题题目为 Why Science Museums Matter: History of Science in Museum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科学博物馆为什么重要：21世纪的博物馆科学史）。这组文章的引言，History of Science Museums between Academics and Audiences（处于学术人员与受众之间的科学博物馆之历史），是荷兰莱顿Boerhaave（布尔哈夫）博物馆的Ad Maas先生写的。他在此文的最后说（意译）：

       为什么科学博物馆在21世纪很重要？显然，通过与受众互动，博物馆有助于改善科学的形象，尤其是激发年轻人的科学热情。博物馆还能驾轻就熟地承担起另一项传统任务：展示我们的现代技术世界是如何造就的。本“焦点”栏目的几篇文章讨论了上述目标如何能够以适合现时代的方式加以实现。他们的论证所呈现的科学进步图景不是那么清晰，比我们通常以为的图景要更模糊。这样一种图景的益处是，使科学家人性化，使之成为其他人也能认同认可的人。然而，科学实践的复杂性，无论是由Rebekah Higgitt女士（博主注：英国肯特大学历史学院科学史讲师）的著作Ships, Clocks, and Stars（博主：《船舶、时钟与星辰》，2014年出版）所反映出的复杂性，还是Peter Heering（博主注：德国弗伦斯堡欧洲大学数学、科学与技术素养学院教授）所栩栩如生地叙述的日光显微镜实验的精微细节，都揭示了科学世界之下的社会结构。在“真理”概念正获得全新维度的时代，作为一个社会最终的真理呈交者之科学家们的行动，是受到关于社会行为的不成文规范规则所导引的，科学史家的研究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若没有这些不成文规范规则，科学实践就会慢慢停滞不前。在这些规范规则中包含这么一条惯例：劝说依赖于理性的论证（通常要多于140个字符），理性论证又基于逻辑一致性和事实，而人们在确定真理事务时以逻辑一致性和事实为重要的（若不说是最终的）裁判官；确实，我们在科学史上看到关于这些规范规则被操纵和滥用的无穷事例，这恰好反证了它们的重要性。由于围绕着真理之确定和讨论而安排的其他社会设制（公共辩论、新闻媒体、法理、政治）也都依赖于同样的价值观，那么，就“科学的软性侧面”详加说明，应有助于凸显这一脆弱而又生机勃勃的社会结构对于民主社会的至关重要性。正如Victoria Cain女士（博主注：美国东北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所说，“科学史的侧重点是知识与认知过程的现代史，这使科学史研究在当今世界异常重要，因为在当今世界，信息泛滥，影响着舆论、做法和政策的那些故事不再坚持可识别的证明或证据”。能阐明这一点的，除了科学史还有别的吗？除了公共博物馆，还有什么更好的阐释渠道吗？确实，科学博物馆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