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科学不可能破解转基因生物僵局

武夷山

    美国The New Atlantis杂志2019春季号发表美国 Journal of Science Policy & Governance（科学政策与治理杂志）主编Tess Doezema女士的文章，

Why Science Can’t Break the GMO Stalemate（为何科学不可能破解转基因生物僵局）。

    Tess Doezema写作此文的背景是，由当年的著名反转人士转化为挺转人士的Mark Lynas于2018年发表了一部著作，Seeds of Science: Why We Got It So Wrong on GMOs（科学的种子：为什么我们在转基因生物问题上处理得如此糟糕）。他认为，自己这本书可以对人们在转基因生物（以下都写为GMO）上陷入僵局的原因提供新颖的看法，或许还能就破解僵局的出路做出贡献。Tess Doezema这篇文章是介绍并批评此书的。  

    现简介该文最后一小节的意思。

    Lynas努力将科学与道德分开，坚持说二者应分别处理，但他未能解释现存的政治机构和科学机构在型范GMO辩论方面所起的作用。争论双方都感到泄气的是，针对新兴技术的“具有公众审议和民主监督功能的法庭”其实并不存在。

    在美国，就新兴生物技术开展公开辩论的政治机制甚为有限。由于生物技术产业是个重要的经济部门，相关人士又往往声称新兴生物技术能带来就业和经济增长，所以民选官员一般不会限制或公然反对新兴生物技术。不过总体说来，民主党更倾向于对新兴生物技术进行规制。

    对特定生物技术的合意性（desirability）开展争论的指定渠道是一些规制机构，包括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农业部和环境保护局。尽管这些机构会向公众征集其对拟议中的规制政策的意见，但公众提出的意见中只有极少数被视为对规章起草具有参考意义，绝大多数意见都被弃置一旁。假定像绿色和平组织这样的组织就某技术在社会上是否受欢迎、道德上是否有问题发表意见，很可能被置之不理。

    Lynas正确地指出，当反转人士提供科学论据时，他们的真实关注点并不在科学上。但是，这一现象是否也与我们的政治机构型范GMO辩论的方式有关，而不单单是与环保主义者的非理性心理有关？如果批评一项新技术的唯一合法维度就是风险，那么反对者抓住风险做文章就不足为怪了。

    以AquAdvantage三文鱼为例，这是批准人类食用的第一种转基因动物。FDA在2015年批准该产品之前，曾征集公众对FDA的初步评估意见----转基因三文鱼的生产不会对环境产生明显冲击----的看法。FDA共收到约3.8万条意见，但FDA只认可其中约90条意见，认为其他意见不具备针对性。

    2016年，几家环保组织提出诉讼，认为FDA对食用转基因三文鱼的批准过程忽视了转基因三文鱼的“生产、商业化和增殖带来的相互交织的社会经济损害”，尤其是“对三文鱼渔场和以三文鱼为生的人们的社会与经济福利的损害”。国会对此问题的关注点很窄，他们提出的法案只要求对转基因产品贴上转基因标签，让消费者知情。由于陷入规制上的不确定性，直到现在转基因三文鱼在美国仍未生产和销售。（但在最近的将来，也许会出现变化。）

    在此案例中，同其他许多例子一样，由于没有一个允许就有争议的技术之全面意义进行审议的公共论坛，人们的挫败感很强烈。有些担忧被系统性地取消了合法性而不允许讨论，表达这些担忧的群体感到自己被忽视了；另一些人感到，自己被特殊的卢德派所包围，这些卢德派滥用科学来推进其情感神秘主义。最终的乱局未给任何人带来益处。

    Lynas最后在书中写道：

    “让我们倾听挺转者的声音。但是，让我们也倾听素食主义者、自然环境保护主义者（conservationists）、农民、科学家、环保主义者（environmentalists）的声音，以及所有想努力弄懂我们如何才能为着子孙后代和其他生命物种将地球保护得最好的人们的声音。让我们利用科学，因为科学是美妙的工具，但是让我们也尊重人们的情感，尊重人们在人类侵入生物圈的适当程度上的道德直觉”。

......

    如果所有人都必须用科学家的语言来说话，那么倾听所有人的声音之召唤就成了空话。

博主：environmentalists指这样的人群，他们呼呼保护生物圈不受人类活动的破坏，其措施是生态保护、废弃物减量和污染防止。 

   conservationists指这样的人群，他们要维护天然区域，保护受到威胁的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