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距离对合作研究的学习效应之影响

武夷山

Research Policy（科研政策）杂志2023年3月号（线上提前披露）发表了香港大学经济地理学和创新元勘助理教授Frankvan der Wouden和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组织管理学系副教授Hyejin Youn女士合著的文章，The impact of geographical distance on learning through collaboration（地理距离对合作研究的学习效应之影响）。原文可免费下载。

作者假定，如果某学者起初研究的是一个主题，后来通过合作研究接触了另一研究主题，再后来这位学者在后接触的主题领域独立发表了论文，那么就可以认为产生了“合作研究的学习效应”。

文章的“摘要”和“要点”大意如下：

无可争议的是，新的通信与交通技术使很多活动都有效地“缩小了世界”。同时，“距离之死”说却被过分夸大了，尤其是在大学学术和知识发展之类的领域，因为在这些领域，知识溢出的正面效益仍旧与距离高度相关。我们分析了近170万位学者发表的1760万篇论文，以考察在不同地理距离上开展合作的学者之间的知识溢出对其未来的知识结构组合有何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975年的时候，在本地范围内参与合作的学者通过知识溢出学到新东西的可能性要比未参与合作的学者高出40%。到了2015年，相应百分比提高到了85%，说明本地合作确实产生了学习效应。我们识别出了学习效应的4个影响因素。通过本地合作获得最大学习效益的学者往往是这样的：（1）处于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2）工作于排位相对靠后的机构；（3）其合作对象的数目相对较小；（4）工作于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领域。（博主：也就是说，相形之下，在文科学者中没有发生很高的学习效益）合作者之间的地理距离越大，合作过程需要跨越的机构边界的数量越大，发生学习效益的概率越小。即使控制了协变量，此结果依然成立。我们的结论是，即使在21世纪，距离仍然对合作产生的知识溢出发生负面影响。本文的发现对于涉及知识溢出、（知识密集的）经济活动之空间组织、区域创新政策、团队工作的组织、居家办公还是回办公室办公的争论等主题的创新与管理研究之辩论具有启示意义。

    本文的初始数据来自2018年1月日截取的Microsoft Academic Graph (MAG，微软学术图谱)快照，它包含了6000万篇以上的论文及2.09亿个经过姓名消岐之后的作者，他们在1800至2018年前发表过文章。据有些作者估计，MAG数据库作者姓名消岐的准确率高达97.3%。

    在本研究中，作者的研究样本是所谓“焦点学者”。首先，挑选出发表过独著论文的学者。然后，在这批学者中再挑出先后发表过3篇“序贯论文”的学者，他们就是“焦点学者”。

1.    序贯论文的第一篇（最老的一篇），用以观察学者参与合作前的知识结构组合，要追溯到该学者在MAG数据库中的首篇论文。

2.    序贯论文的第二篇是该学者的合著论文。

3.    序贯论文的第三篇是该学者的独著论文。

在2.09亿学者中，168万位作者符合焦点学者的要求。

本文在测度合著者之间的地理距离时，力求精确。例如，若某学者署名单位为“哈佛大学”，就用哈佛大学校园的中心点位置来计算与其合著者的机构之间的距离。若某学者署名单位为“哈佛大学心理系”，那么就用心理系大楼所在位置来计算与其合著者的机构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