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et Leydesdorff的新的理论思考

武夷山

荷兰科学计量学家Loet Leydesdorff与两位合作者在ArXiv上发表了题为The Self-Organization of Meaning and the Reflexive Communication of Information（意义之自组织与信息之自反交流）的文章，该文即将发表于《社会科学信息》（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杂志。我认为该文对于创新理论具有启发意义，故大致翻译该文的“总结与结论”部分，翻译不当的地方请行家指正。估计一些读者阅读本文会像读天书一样，因为对有关概念、背景和上下文都不了解。我只希望有人通过结论部分的文字，能朦朦胧胧地感受到Loet Leydesdorff提出的观点的重要性，然后沉下心来去读他的全文，见https://arxiv.org/vc/arxiv/papers/1507/1507.05251v4.pdf。

Communication在中文可以有传播、交流、通信等各种译法，这个词又反复出现，在翻译中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总结与结论

我们拓展了申农（又译香农）的通信模型（处于A层次），新增了B和C两个层次，从而将原来的线性模型改变为演化模型，因为不同层次之间可以有反馈环和前馈环。在A层次上，信息被传输；在B层次上，信息被组织，从而在一个向量空间中产生了意义。自反性揭示出，该向量空间是构建出来的，因此，就可能被重构：重构的可能性就打开了意义的范围空间（C层次）。这些范围空间可以在不同方向沿着交流矩阵的本征向量轴发生演化。B层次上的共同语言倾向于整合（整合为组织），而C层次上符码之间的横向分化增加了系统的交流能力。交流符码不再是行动者-特质，而自反式地作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Luhmann, 1984)----也就是说重构了交流之意义。用其他理论脉络来表述，我们也可以将符码看作虚拟的协调机制(e.g., Giddens’ structuration theory)，或是选择机制(e.g., Nelson & Winter, 1982; Dosi, 1982). 正如Andersen(1992, p. 14) 所说，当选择项不再是由大自然给定的时候(cf. Boulding, 1978,p. 33)，则“什么在发生演化”就是个有意义的问题了。那么新问题来了，在什么条件下，不同的选择机制才会共同演化，导致有助于实现创新的新选择呢？我们的研究表明，在系统之间的界面上会产生冗余，它们是被符码调节着结构的一些关系组合，而在历史关系（instantiations，实体化）中，只产生变种。生物进化理论认为，变异是驱动力，选择是大自然给定的，而文化进化是个人与群体驱动的，他们根据也许十分不同的准则来进行有意识的决策(Newell & Simon, 1972; Petersen et al., 2016)。请注意，实体化符码之间的互作用产生了冗余，根据卢曼的理论，这些互作用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二进制码在操作上就闭合了系统和子系统的自创生。生物系统通过在操作上闭合自身可获得更高的复杂性，而期望系统则会“内自反地”（“infra-reflexively”）相互扰动(Latour, 1988, atpp. 169 ff.)。因此，文化进化可能比生物进化要快得多。卢曼的自创生和功能分化模型的目标，便是“避免冗余”(e.g., 2013, p. 98)，而在我们的模型中，冗余产生对于社会进步是至关重要的。冗余为目前尚未实现、但可以展望其前景的技术发展提供了新选择。为了理解演化中的复杂性，不仅需要纵向分化，也需要横向分化。相互竞争的协调机制之分化和随之而来的多形态性打破了自创生系统的结构形成，从而既有的意义就可以用其他可能的意义来进行新的阐释。于是，冗余之产生可以进入历史的实体化，在存在着自强化反馈环的情况下，冗余之产生可以打破平衡，演化的自组织会胜过历史性的组织。我们已经表明，如何可以通过对互冗余的测度，来追溯历史组织与自组织之间的消长关系。当三种或更多种选择机制发生作用时，自催化就成为一种选择，且多种选择之产生速度不断增加。于是，横向分化就成为纵向维度上的自组织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分。意义产生之经和自组织之纬不能够和谐地整合到一起，如同经纬纤维构成了织物那样，而是分化的，是相互扰动的。各个层之间不是层级支配关系，而是并行运作的。这些横向动力学与纵向动力学在不同方向上产生了分维的流形。通过破坏（从而带来种种困扰），新的选择才会产生。冗余之产生，是在对有待出现的选择之期望的畴域里开展的，但是，冗余之产生可以产生自反式的愉悦作用。只要偏离对科学的客观主义的自我认识，我们就能发现构建一门关于意义和知识产生的理论（即我们前述的对申农理论的延伸）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