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说“文人相轻”一词是在初中语文课堂上。老师说鲁迅在逝世前的1935年连续发表7篇文章，对“文人相轻”的现象加以猛烈的抨击，这7篇文章是《“文人相轻”》、《再论“文人相轻”》、《三论“文人相轻”》、《四论“文人相轻”》、《五论“文人相轻”——明术》、《六论“文人相轻”——二卖》、《七论“文人相轻”——两伤》。当时，我把“文人相轻”听成了“文人相亲”，即文人之间的相亲相爱，于是，就感到纳闷：文人之间的相亲相爱有何不好？鲁迅连这种现象都不宽恕，真是心胸狭窄！后来，我发现自己理解错了。“文人相轻”是指文人之间的相互轻视、相互挖苦、相互偏低。但是，现在我发现“文人相亲”的现象果真存在，只不过不是相亲相爱，而是相互亲近、相互吹捧、相互利用。

文学批评本该是一种科学、公正的评论活动，但是，有的批评者却扮演了吹鼓手的不光彩角色。某篇作品稍微有点特色，就被称为“大手笔”、“文坛的重大事件”、“近年少见的佳作”，甚至被称为“宏篇巨作”；某位作者稍微有点成就，就被称为“文坛新星”、“后起之秀”、“著名作家”，甚至被称为“大师”。在当今剧坛，过士行创作出了“闲人三部曲”——《鸟人》、《棋人》、《鱼人》，并被著名导演林兆华和孟京辉搬上北京人艺的舞台，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于是有人这么说道：“如果有人写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史，那他一定不会忽略过士行的名字。这位在本世纪最后十年出场的作家，给处于戏剧变革之交的中国话剧带来一种脱胎换骨般的变化。……无疑，过士行的话剧是中国话剧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话剧正在进入世界话语的巴比伦塔并参与到二十一世纪的‘交流与对话’的时代中来。”类似这种吹捧的现象，成仿吾早在1924年的《批评与批评家》一文中就不无感慨地说道：“我们的批评成了宣传的工具，——朋友赞美朋友。”

文人相亲的最明显表现是结成各种各样的同盟。最常见的是师徒同盟，即老师提出了某种观点，学生由于与老师的特殊关系，即使不赞同老师的观点，也纷纷附和。在南京大学，一位著名的博士生导师对现代新儒学非常反感，于是，他的学生个个对现代新儒学恨得咬牙切齿，仿佛现代新儒学成了殃及国民的洪水猛兽。第三代新儒学的代表、美国夏威夷东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的杜维明到南京大学来讲学，引起了一定的轰动，而该博导的学生却称杜维明是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该博导发表文章对现代新儒学进行批判，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的学生立即发表文章对反对者进行反驳。在师徒同盟中，老师不是老师，而成了横行一方的霸主；学生也不是学生，而成了主子一吆喝立刻就出手或者不用吆喝也出手的打手和帮凶。还有作者与评论者结成的同盟。有时，作品发表或出版后，为了能引起一定的反响，作者就主动找到评论者。方式多种多样，如请评论者吃饭或者把作品寄给评论者，并写上“雅正”的谦辞。碍于情面，评论者只好评说些赞美的语言，最多在文章结尾时来个“但是”，对缺点进行蜻蜓点水式的描述。这样一来，科学、公正的评论就变成了一种作者与评论者共同策划的商业广告活动。此外还有因地域关系结成的同盟。比如上海同盟与北京同盟。北京编出了一本文学史，上海立刻也编出一本，编者主要是同盟中人；上海开了学术会议，北京也立刻行动，与会者无疑也主要是情同意和者。我们在刊物上经常可以见到某某的小辑。某某的几篇文章放在前面，后面是同盟中一些人写的文章对其极尽赞美之能事。

文人之间当然也有友谊，但是，友谊与文人相亲有着本质的区别：友谊是无功利的，文人相亲是功利的；友谊是纯洁的，文人相亲是带有杂质的；友谊有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比如歌德与席勒结下了浓厚的友谊，他们在18世纪70年代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狂飚突进运动，对德国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文人相亲只能形成门户之见，产生一些欺骗读者的泡沫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