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摘  要：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虽然历史较长，发展也较为完备，但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同时在当前新的时代背景下，也面临着种种挑战。本文着重讨论了认证制度目前存在的认证标准与教育质量相关性较低，认证程序所需时间过长，评估员缺乏训练以及认证名目众多，院校负担过重等问题。文章认为认证制度所面临的挑战来自高等教育内部和外部社会环境，这主要受高等教育质量观、教育观、新技术手段以及联邦政府和公众问责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

    一、认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美国的高等教育认证制度尽管已有百年历史，形成了许多独特之处，而且在维持本国高等教育高水平发展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并非所有人都对其表示认同。有人认为认证过程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如认证机构在对高等院校进行认证时，总是以院校自己制定的目标任务和定义解释为根据，确定它是否达到自己制定的目标，是否完成自己规定的任务。这种内在的不合理性根本无法有效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还有人认为认证是高等教育内部的一种机制，同行评估，有包庇之嫌。这种对于认证制度根本的否定过于武断和极端，并不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所接受，但认证制度自身也并非完美无缺，它确实也存在众多的问题。

    （一）认证标准与教育质量的相关性问题

    认证标准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院校或专业的教育质量？这一关系到整个认证制度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就提出来了。当时许多学者作了有关认证标准与教育质量相关性的研究，他们认为六大区域认证组织的标准主要集中在院校的目的和目标、组织和行政、财政、体育设施、图书馆、学生服务以及师资专业等方面。事实上，这些并不是教育质量的决定性因素。认证组织虽然在政策上倡导对教育质量进行直接评估，但所使用的手段却是一些间接性的、非决定性的标准。他们认为认证标准关注的都是那些与教育质量关系不大的因素，因而根本无法保证院校的教育质量。这些研究引发了一场认证标准的修订运动和注重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价运动”。然而时至今日，经过这么多年的标准修订和政策改革，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002年10月初，众议院的“21世纪竞争力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21st Century Competitiveness)召开听证会对高等教育认证的作用进行评价。听证会将认证制度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委员会主席、众议员霍华德·麦基翁(Howard P. Mckeon)说：“我特别关注的是认证机构强加于院校的那些评估标准与学术质量几乎毫无关系。”而“美国理事与校友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Trustees and Alumni)则发表了一份报告重点抨击六大区域性认证组织，认为它们不但不能保证院校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而且还以取消联邦资金来要挟各所院校。该报告甚至建议在下次高等教育法修订时，取消把认证资格作为获得联邦经济资助条件之一的规定。由此可见，现行的认证标准与教育质量之间的相关性还存在着很大的疑问，如何使认证标准更好地反映教育质量是认证制度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认证程序中的问题

    认证程序是保证认证质量的重要环节。近年来，院校对于认证程序颇有微辞，而各个区域性认证组织也一直致力于各种改革，提高认证程序的科学性、合理性。当前认证程序中普遍反映出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

    首先，认证过程耗时太长。以院校认证为例，一次院校自评需两年的时间，而以后的同行评估委员会评估也需要近半年的时间。因此一次完整的院校认证共需两年半的时间。而进行一次重点考察(focused visit)则需要一年的时间，如果院校有变动，申请认证机构考察批准也需要近半年的时间，因而提高认证过程中的效率，简化认证程序的呼声近年来不断高涨。

    第二，同行评估的质量问题。同行评估人员主要来自各所高等院校的教师、各部门的行政人员和专门行业的从业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可能是有造诣、有经验的学者和专家，但对于院校评估却缺乏专门的知识，而且绝大多数也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在评估时他们主要是靠自己的经验进行观察和判断。这使得同行评估的信度大大降低，因而就有了同行评估“隔靴搔痒”的指责。目前许多人士和认证组织都倡导对同行评估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然而由于这些评估人员数量众多，而且缺乏稳定性，再加上经费等问题，培训也多是“口惠而实不至”。

    第三，继续认证中的问题。院校首次通过认证以后，每隔5—10年要进行再认证，目的是确保院校不断改进其在认证中出现的问题，使院校的日常工作能有所提高。实际上，许多通过认证的院校在随后的5—10年中常常是放任自流，无所作为，直到下一次认证的自评临近时，才采取措施。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做法能使院校顺利通过继续认证，但却并不能解决院校存在的实质性问题，因而也无助于院校质量的真正提高。

    2002年，皮尤基金会(Pew Foundation)以专项资金资助中北部地区协会，南部地区大学与学校协会，新英格兰地区大学与学校协会以及西部地区大学与学校协会四个区域认证组织展开了针对认证实践的一系列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简化认证程序，提高认证的效率。具体内容还包括减少认证程序中的繁文缛节，削减认证标准的数量，采用一些量化指标等措施。

    （三）认证名目众多，院校不堪重负

    美国认证机构众多，作为院校个体除了要接受针对院校整体的区域性认证组织的认证，还要接受针对其学科专业的各种专业组织的认证。而各个认证组织有各自的标准，这些标准有重合的部分，更有相抵触的部分，让院校时常浪费精力或无所适从。各种认证组织特别是区域认证组织与专业认证组织标准的不一致，甚至完全矛盾已成为美国高等教育认证中极为突出的一个问题。院校周旋于这些问题重重的标准中，即使达到标准，又如何真正提高教育质量？此外，每个认证组织的认证费用又都在增长，以中北部协会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为例，初次寻求认证的院校，在第一关合格资格程序中首次与认证委员会接触的费用由1999年的500美元增为2002年的800美元，完成基本信息评估的费用由1,000美元增为1,500美元。一个4人的现场考察组进行3天考察的基本费用在1997—1998年是6,690美元，2001年则为7,855美元，2002年9月1日以后增为8,859美元。另外，还有各种附加费用。院校除了参加这种院校认证以外，还要参加各种专业认证，那么用于认证的费用就相当可观了，而且众多的自评和现场考察要耗费许多人力、物力。院校对此颇有微辞。于是有人建议，减少专业认证组织数量，取消区域性认证组织，由一个全国性的认证机构统一负责所有院校的认证，当然这种做法在美国这样分权制的国家是难以实行的。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两方面，即加强各认证组织间的协调和缩短认证程序的时间，但这两方面都不能在短时期内做到。

    二、认证制度面临的挑战

    随着时代的发展，高等教育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认证制度面临新形势、新挑战。“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CHEA)主席朱迪思·伊顿 (Judith S.Eaton)详细论述了高等教育出现的新趋势——高等教育普及化、“新商业化”(new commercialization)及国际化对于认证制度提出的挑战。综合已有的研究，认证制度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两个基本方面：

    （一）来自高等教育内部的挑战

    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虚拟化、国际化以及“新商业化”等发展趋势，使今天的高等教育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给认证制度提出了许多前所未遇的挑战。

    首先，普及化带来学生构成的变化，即非学位专业学生，非全日制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女性学生以及大龄学生人数的大大增加，这会给学习目标、学习方式、课程内容等带来一系列变化。非学位课程、职业技能培训大大增加并且在大学教育中取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这样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学术质量该如何定义，如何评价呢？这对一个适应对部分人开放的高等教育系统的认证制度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第二，教学观念的变革。大学教育正在经历着一场“从教到学”的范式转变，即从以教为中心的知识传递转变成以学为中心的知识构建和能力获得。这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观对于认证制度的影响有三方面：一是认证应比以往更加重视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价，这种评价由过去对课程的重视转移到对教学方法的重视；二是在院校或专业的认证中更加强调如何组织各种资源为完成学习目标服务；三是如何通过认证协助院校发展自我质量检测的能力。这些影响都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对认证制度提出了挑战。

    第三，高校的虚拟化倾向。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和终身化发展离不开现代通讯和计算机技术，现代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广泛运用使得大学向虚拟化方向发展。远距离传输技术使得学生可以同时上好几所大学，使得几所院校可以共同开设一个专业，使得院校可以跨区域、甚至跨国发展，这些现象给认证制度带来的挑战是：如何定义虚拟化教育的质量，如何在认证组织或其它各种质量保障组织之间寻求合作，来保证虚拟化大学的教育质量。

    第四，高等教育“新商业化”主要是指高等教育中的公司部分(corporate sector)近年来出现的关注经济利益、声称追求高效率以及以市场反应为中心的发展倾向。“新商业”文化强调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应该与服务于公共利益共存；对于效率的追求应该与对于学术价值的信奉共存；依照市场反应定义教育质量应该与按照公众利益和传统学术观点来定义教育质量共存。在“新商业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公司快速获取巨额利润，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活动趋于融合，院校和教育提供者所有权呈现多重化等现象。如何面对这些新现象，如何在这种新商业文化下保证教育质量，不能不说是认证制度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第五，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为原本局限于国内的认证制度打开了广阔的国际视野。如何对海外办学进行认证，如何认证别国院校等现实问题的出现使得美国认证制度不得不考虑国际化的问题，认证制度要不要国际化，在多大程度上国际化，如何将适用于国内院校专业的指标体系推向国际，这些问题都摆在了认证制度的面前。

    （二）来自外部的挑战

    外界对认证制度的挑战主要来自政府、公众对于高等教育的问责(accountabiltity)。联邦政府自20世纪中期起，开始涉入高等教育认证，一直利用认证形式来保证高等教育的基本质量，对于认证制度的问责因而也就成为其不可避免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联邦政府对于认证制度问责的力度大大加强。2002年10月，参议院下属的一个分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听证会，会议认为：美国的认证制度不能保证学术质量，导致学费上涨和大学成本增加，因此应该增强对其的问责力度。目前，高等教育法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第八次修正。今年5月5日，共和党教育方面的议员提出了修正草案。草案增加了一系列旨在加强问责的条款，这些条款在许多方面对认证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在学生学业成就方面，要求认证组织评价院校在学生学业成就方面所取得的业绩；在远程教育方面，要求认证组织评估院校进行远程教育的能力并且要向联邦政府表明它所认证院校的远程教育质量不亚于一般教室教育的质量，同时认证组织要评估院校在保证远程教育专业质量并引导其发展方面的情况；在学分转移方面，要求认证组织要对院校学分转移方面的政策规定进行现场评估，认证组织必须要求院校不得有单纯依靠认证限制学分转移的政策和行为，要求院校还要及时通报其学分转移方面的政策；在通报和公共信息等方面，要求认证组织要审查院校所提供的有关本科生转学、学分转移、学生对本校的申诉等方面的报告。这一草案的出炉引发了认证组织乃至高等教育界的抗议和广泛关注。美国认证组织的全国性代表和协调机构——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认为这一草案给认证组织增加许多额外的责任，这种做法远远超出了联邦政府的职能范围，联邦政府不仅仅是在加强对认证的问责，而是在使美国民间的自愿的认证制度“联邦化”(federalize)，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强烈要求对草案进行修改。透过今年的高等教育法修正草案，我们不难看出联邦政府对于认证问责的强大力度，对于认证的问责实质上是对整个高等教育的问责，这是国家加强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

    公众对高等教育问责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首次成为全国范围内的重要潮流，当时公众就要求公开同行评估的过程。随后在90年代早期，使同行评估更加透明化、公开化一直是“全国院校认证政策理事会”(National Policy Board for Institutional Accreditation)工作的重点。而认证领域也对公众的这些要求做出了积极有效的反应：进行了许多实验，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增加人们对认证制度的信任度。然而，随着问责运动的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质量的定义和管理已不再被认为是高等教育专家的独控领域，高等教育各种利益攸关者(stake holders)包括雇主学生等都有权决定何为教育质量和捍卫质量。这一观念对于认证制度来讲，意味着公众要求更直接、更广泛地参与认证。当前，各种利益攸关者(stake holders)直接参与同行评估已成为部分专业认证的鲜明特征。但是，公众对于认证机构提供的信息并不满意，认为这些信息只简单说明了认证的结果：“过”还是“不过”，而对于院校或专业具体的长处和弱点则只字不提。因而，公众要求认证，特别是院校认证详细公布认证评估结果，甚至有要求将认证资格也分出优劣等级，但这遭到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对。如何满足日益紧迫的公众问责也成为认证制度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面对自身的种种问题和内外的种种挑战，美国高等教育认证承受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巨大的变革压力。它要审视过去，也要审视现在和未来。它要坚守自身的传统又要回应现实的挑战，它要保持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力，也要为自己创造一个必要的生存空间。

    《比较教育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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