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科研工作中经历的情理纠缠

蒋继平

2012年3 月21日

1999年3月21日的下午， 也就是13年前的今天， 当我坐在我心爱的丰田凯美瑞（Toyota Camry）的驾驶座上，点燃发动机，准备开出这个我已经在此奋斗七年多时间的圣尼斯（Seminis）种子公司在美国加州中部的产品研发中心（Research Center, Woodland, California）的时候， 一位年轻美国白人科学家， 确切地说， 一位作物育种家， 急急地来到我的汽车前面， 示意我停车谈话。 当我把我的右脚放在刹车位置， 车子停下不动时，他从车前转到我的右手边， 单腿跪下，与我面对面地交谈。 他非常诚恳地说明他觉得非常抱歉，首先请我原谅他的过失， 无论如何要我重新考虑我的决定， 继续留下来为圣尼斯种子公司工作，并与他一起继续我们之间的富有成效的合作。 他说，因为我的离开， 他已经受到公司主管部门的严厉批评和处罚。 他要求我看在我们之间七年的合作和友情的面子上，改变决定。 他这样单腿跪着与我谈了将近15分钟， 他的膝盖底下是坚硬的水泥地，令我觉得于心不忍， 也觉得内疚， 但是， 又很难说服他。 这种尴尬的场景使我觉得科技工作者面临的情理纠缠也是一件令人心痛和头痛的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按情来说， 我真得需要留下来继续与他合作， 但是， 按理来说， 我还是要走。 在情与理的纠缠中， 我只能选择其一， 不得兼顾。 最后，我忍着剧烈的心痛， 告许他千万不要认为我的离开是因为他的过失， 而是我对公司最高领导层的管理方略没有信心， 因而，我对公司的前途失去了希望， 所以，我必须离开。

我和这位育种家的认识始于1992年。 当时我是公司的一级研究员， 相当于大学的助教（Assistant Professor）， 他是公司的一位年轻的育种家， 负责胡萝卜（Carrot）和长日照洋葱（Long day Onion）的育种工作。 他的研究站是在美国的爱达华州（Idaho）。 我的实验室是在加州的Woodland。我们之间的合作主要是实验室和温室的一些实验， 再加上田间的观察。 其中实验室和温室的实验是属于开创性的，田间的实验和观察才是实质性的。

在1992年， 公司的名称是皮托种子公司（Petoseeds, Inc.），是一位德国移民开办的私人种业。 这位育种家和我几乎是同时在1992年被皮托聘用。 育种家的名字是Robert Maxwell。 他是德州爱和美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的博士毕业生。 因而，他和我都是属于美国农业方面一流大学的博士。 由于业务上的关系， 我们经常一起工作。 有的时候是他到我的实验室和温室来看我的实验结果， 有的时候是我到他的研究站进行田间观察和记录。 他的家就在试验田的边上， 在我出差到他的实验站去的时候， 多数情况下， 他和他的太太都会在家中设宴招待我。 他们当时还没有孩子。

除了这两个固定的地点外， 我们还经常要到公司的其他研究站进行田间观察和记录。 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是位于加州最南部的帝国流域（Imperial Valley）和位于德州最南部的一个试验站(McAllen)。 在这些试验站的田间地头， 我通常每天工作10 个小时以上， 大多数情况下，我是在早上天刚蒙蒙亮就从旅馆出发，到晚上天黑才回到旅馆。 在这些奋斗的日子里， 我们建立了人与人的之间的绝对信任。

在这七年的共事中， 他和我在他负责的两个蔬菜项目上获得了明显的，也是唯一的抗性改良。 公司还有几位病理学家， 他们分别负责细菌和病毒的抗性项目，但是， 在胡萝卜和洋葱这两个项目上几乎一无进展， 没有任何抗性研究的成果。 因而，他深知我在真菌方面所取得的这些成果来之不易。

不幸的是， 公司在1996年与其他两家公司合并， 由原来的三家种子公司组成一家新公司， 叫圣尼斯（Seminis Seeds）。新公司的老板是一位墨西哥人， 他是一位大商人， 没有科学背景。 新公司成立后，公司内部不断地发生矛盾， 而公司的决策阶层对这些矛盾没有具体解决的方略。 比如说， 公司合并后， 另一家公司的一位胡萝卜育种家要用我开发的抗性筛选法为他的育种服务。 他带着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研究团队来找我合作。我当然提供我的技术。 Robert 知道后， 立即向公司主管科研的领导交涉， 他认为我的技术是属于皮托的专利， 是他和我共同合作获得的，不能给另一个育种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被夹在中间， 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 于理要做， 因为都是同一个公司的育种家， 大家做好了都对公司有利。 可是， 于情不能做， 因为这样做必然伤害到Robert 的切身利益， 也就必然伤害到他的情感。

在情与理之间， 我觉得难以两全其美， 所以，也找不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 我对所有的科研难题都能坦然处之， 获得很好的结局， 但是， 面对情与理的纠缠时， 却是一筹莫展。 最后，我决定离开这是非之地， 到另一家更有前途的大公司任职。

在生活和工作中， 我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可是， 在大是大非面前， 在情与理两者只能择其一的情况下， 我总是选择理。 所以， 在大的方面， 我是按理行事， 从来不跟着感情走。 这样的话， 可以有效的避免感情用事， 免得将来后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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